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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的暧昧,还是现代性的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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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9 16: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是海外汉学中“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中国中心观”滥觞于美国汉学家柯文,而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中心观”所要克服的就是长期盘踞于海外汉学界的“刺激—反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革命”模式。这些模式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仅仅是对近世外来刺激的反应,从而将历史割裂为传统—现代两个互不统属的单元,而历史的断裂需要革命来完成。相反,“中国中心论”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只是对近代以来外来刺激的反应,而是基于自身的独特经验,是中国内部历史叙事的逻辑结果和自然指向。这一自然流程不必通过与历史切割来实现,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保持有机的统一。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孔飞力开宗明义地指出:“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孔飞力所要克服的,正是以西方现代性逻辑为唯一路径的“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孔飞力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的是三个“根本性议题”:即政治参与、政治控制和政治竞争。这三大议题并非产生于外来刺激的促迫,而是源于中国内部的困境:政府开支的增加、国家税收的短绌、乡里“中间人”对税收的蚕食、中央集权的动摇等等。基于此,孔飞力认为,晚清扩大士人参政、鼓励基层自治、打击基层包税人等思想和实践,都是现代性根本议题的“破题”之笔。
  然而孔飞力的“中国中心观”依然未免显得隔阂。如果说政治参与的扩大始于晚清魏源的昌言,那么隋唐的科举制度、两汉的布衣卿相难道就不算政治参与的扩大?孔氏的原创性,或未必高于京都学派“唐宋变革论”,甚至也未超越钱穆的“平民社会”之说。不同于流俗之见,在孔飞力看来,“在很大意义上,政治控制——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始终就是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在孔飞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始终是帝制晚期直到建国革命这一历史中长时段里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魏磊杰:《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可能——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但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政治参与”的士人政治与作为“政治控制”的中央集权之间的关系却是分分合合,阴晴不定。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是对传统宗法社会的超越,而另一方面,超越封建社会的“利维坦”又需要通过市民社会的重新整合,布衣士人的扩大参与来限制和平衡。一方面是“百代都行秦政治”,一方面又是“最是文人不自由”,这一紧张在中国历史中表现得难道不够吗?诚然,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同属现代性的“根本性议题”,但如何理顺政治参与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却理乱益棼。在孔飞力笔下,冯桂芬的“自治”论是魏源的“士人参与”论的延续。虽说“皇权不下县”是几千年来的经验,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却在《辛亥革命新论》中指出,“乡里空间”的开辟恰恰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提供了掘墓人。辛亥革命“十八省自治”的基础恰恰是基层自治的乡里空间引出的“地方军事化”。如果孔飞力不愿将革命视作中国现代性的经典范式,而更愿意将中央集权作为现代性的根本议题,那么基层自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就不能无视。
  孔飞力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出现了暧昧,这一暧昧与其说来自孔飞力自身,不如说来自现代性自身。或许察觉于此,孔飞力突然宕开一笔,搬出美国《联邦党人文集》来说圆:“公民也许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但他们也有一种内在的公民意识”、“尽管这种德性在德才兼备之人身上特别突出,但实际上它也在民众身上广泛存在——虽然存在的方式没有那么高雅。”孔飞力此举无疑险象环生,因为他已经不自觉地脱离了归纳分析的史学立场,而染指了“人是什么”“人民是什么”的本体论宏大叙事。如果孔飞力要保持其价值中立的学术定位,这样的大问题无疑只能减分而不能加分。何况即便是孔飞力乞灵的联邦党人,对人性的理解也绝非铁板一块。既有“野心对抗野心”、“如果人人是天使,还要政府做什么”的性恶论,也有互助合作、廓然大公的性善论。要弥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联邦党人便只能如智术师般随物赋形。孔飞力的困境也大抵如此。但不管怎么说,“人是什么”并非是历史学家所能回答的。历史学并不需要仰望星空,历史学只能脚踏实地。
  当然,孔飞力这一着险棋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成本。因为在讨论伊始,孔飞力就接受了“现代性是好的”这一价值预设,也就自然而然地肯定了现代性的本体论基础。然而当将隐含的预设暴露在论证的推进之中时,这一预设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检视——要么就不要抖漏出来,要么就打破砂锅纹到底。作为史学家的孔飞力或许无法回答,而在其政治史学内部,孔飞力也没有讲清楚乡里自治与税收掮客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前者究竟是后者的本源和土壤,还是后者的超越和克服。(这一问题倒是在中国学者韩毓海的《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问题》中得到回答)这就无法说服我们接受孔飞力先生的价值预设:中国的现代化是一条美好正确的金光大道,也无法回答孔飞力先生的论证趣味:别是一家的中国经验,为什么一定非要因现代化而称义?其实孔飞力先生的做法与新儒家的做法别无二致:拿西方的价值辩护中国的经验。只不过孔飞力先生祭出“中国中心观”的旗,做得更为精致。但“中国中心观”虽然走出了“西方中心观”,但本质上仍是“现代性中心观”,这不过是一种更为隐秘的“西方中心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它的主语是“现代国家”,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修饰性的定语。这就好比说一个女子美丽,不是说她鹅蛋脸、樱桃口,而是说她像范冰冰李冰冰。当然,要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好,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已然是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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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9 1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去年看过此书。简单总结如下:
第一章从魏源入手,主要谈的是政治参与问题,在其看来魏源最有意义的提议,是将政治参与层面扩大到中流文人——也就是举人阶层;第二章谈冯桂芬,冯比魏更进一步,不仅要将政治参与进一步向下层文人扩散,而且事实上引入了政治竞争;第三章从耒阳抗税谈起,主要是论述共产党如何完成对乡村的控制,并抛弃胥吏和乡绅这样的中间阶层,直接面向乡村的每个纳税个体,农业集体化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后,政府基层政权的控制力显然在下降。随着农业税的免征,失去财政基础的基层政权已成为纯粹的维稳性机构,如果向社区自治演化,则可能带来政治竞争的向上分权的问题。)第四章谈根本性议程的改造与再改进,再一次提到自治思想对未来中国走向的影响。作者在认可自治的前提下,比较谨慎的提到这种改进的可能性,但不完全确定。所谓根本性议程,其实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现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革命的历史法统与富国强兵的现实成就上,但一直面临自治思想的挑战。此书谈的是起源,事实上对历史造就的现实也予以承认,但未来将如何演进呢?这个问题终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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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9 1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认为抛开某某中心论不谈,孔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演化路径的可能性做出勾勒,无论现代性是好或者不好,这个路径是值得去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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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23 09:02 | 显示全部楼层
鱼有捉 发表于 2016-2-19 18:31
我认为抛开某某中心论不谈,孔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对演化路径的可能性做出勾勒,无论现代性是好或者不好,这个 ...

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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