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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大名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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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9 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梵阿一铃 于 2016-4-29 15:04 编辑

1.读《三国》系列之《善恶过人曹孟德》


     晚清大诗人龚自珍自我评价“乐亦过人,哀亦过人”、“哀乐恒过人”。如果套用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曹操是“善亦过人,恶亦过人”、“善恶恒过人”。
    《三国演义》里第一个以曹操为中心的故事是第四回后半部分《谋董贼孟德献刀》。前有丁管、伍孚行刺失败,董卓的警卫想必是加强了几个连。而董卓问为何迟到,曹操回答“马羸行迟耳”更像是相声的现挂,而不是剧本里的台词。且曹操又怎知董卓会让吕布去牵马给自己骑?若不能支走吕布,曹操便得以一挑二,和伍孚一个下场。且即便吕布暂时离开,万一曹操行刺成功,董卓难道不会“啊”的一声惊动四周警卫,把曹操剁成泥?凡此种种都说明,孟德献刀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假如曹操献刀牺牲,那么曹操就是和丁管、伍孚一样的英雄,可以与专诸、荆轲争烈,也免得“却原来贼是个不义的冤家”。毛宗岗认为曹操不会在献刀中牺牲,但可能会被捕殉难:“假令当日,县令不肯释放,伯奢果去报官,而曹操竟为董卓所杀,则天下后世,岂不以为汉末忠臣,固无有过于曹操者哉?王莽谦恭下士,而后人有诗叹之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但毛宗岗乃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刺董的烈士曹操是“伪”,篡汉的奸雄曹操才是真。
      刺董是伪?你伪一个给我看看?
     人们一旦遇到大善大恶兼容于一身时,往往愿意相信大善是假,大恶是真,假的大善为真的大恶服务。人们害怕矛盾和自相矛盾,所以也不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家毛宗岗的眼光也不过如此。
    能让陈宫这样的夫子释放,说明曹操一定有道德上的过人之处。华容道上的第二次“捉放曹”也是如此。关羽放曹操,是报对曹操的知遇之恩。曹操对关羽的欣赏爱护,并不亚于刘备。而曹操明知关羽不可能为自己效力终身的情况下依然礼遇,说明曹操真正看重的是关羽之德,而不是图关羽之用。不被当枪使,这对于一个武将何其难遇。虽然“求贤不拘品行”,但曹操还是杀了投降的吕布,对于吕旷吕翔之流,估计曹操也是有意让他们送死,但唯独对关羽青眼交加。应该说,曹操识人的能力确实远过孙刘。曹操从来没有被人背叛过。而刘备却让自己的义子刘封卖了,还有孟达、糜芳、傅士仁……惨不忍睹。孙权火烧眉毛才想到启用陆逊,也不咋地。
     识人不仅是能力,也是心性。我一直认为,只有高贵的心灵才能理解高贵的心灵,也只有高贵的心灵才能识别卑鄙的心灵。曹操的大善大恶,并不是尼采意义的“超善恶”。相反,曹操却没有试图超越什么,善恶都出于他的自然。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既善得如此浩荡,恶又恶得如此淋漓。“乱世英雄空复尔,一家辞赋倍怜卿。”(陈维崧)      
    无善不可以立,无恶不可以行。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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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29 15: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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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5 09:45 | 显示全部楼层
2.读《水浒》系列之《吴用真的“无用”吗?》

      观察家萧武先生的杂文《吴用为什么不能挂帅》中有几段非常有意思:
      “在招安和不招安之间,他搞不清谁对谁错。宋江说招安是为了给弟兄们谋个好的出路,他相信这是有道理的;而元老系和二龙山系都对此表示反对,他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悲剧。一个没有主意的人在充当其他人的意见领袖。他没有对其他人的前途负责的能力,却在无意之间扮演了这个角色。后来,他对招安多少是有些消极的,或者说是在被推着走,他在下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支持招安,他只是在帮助宋江完成一个政治任务。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是典型的职业官僚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梁山的特殊地位。无论谁充当梁山寨主的角色,都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得不到他的支持,梁山寨主就寸步难行,任何政策都无法贯彻。这种人就是天生的‘老二’。”
      萧武先生的文章借吴用的“老二”性格来反思技术理性和官僚科层制度,是非常深刻的。可是我以为拿吴用做例子是否恰切。因为在我看来,吴用对招安并不是不置可否,相反,吴用是一个必然的“招安派”。
      如果说作为情怀党的宋江可以尽情畅想弟兄们的美好归宿,那么对于吴用这个实事求是派的山寨总理来说,招安不能不说是水泊梁山的必然出路。原因有二:
      第一、梁山的供给缺乏长远保障。八百里水泊只能打打鱼虾土鳖,却没有足够的平地来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人总是要吃饭。粮草供应不上,梁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再加上各个山头投奔,吃饭的嘴巴成倍地增长。所以攻打祝家庄、曾头市、高唐州等等,除了道义上台面上的原因外,争夺粮草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所以凡有攻城略地的这几回,都不忘交代运粮归寨,比如祝家庄“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打高唐州“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等等。而攻打大名府后,粮食竟全数分给百姓,按王学泰先生分析,是因为大名府太遥远,运输不便。不一而足。这样一来,梁山既缺乏长途货运的能力,没有补给线,又把祝家庄这些窝边草吃光了,“红旗能打多久”便颇成问题。号称“智多星”的吴用不会考虑不到。
     第二、梁山内部的统战危机四伏。虽然水泊梁山看起来一团和气,亲如一家,但里面其实有好几对仇人。宋江赚得“霹雳火”秦明上山,竟不惜送掉秦明一家老小几十条人命。有仇不报非君子,恐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李逵杀了扈三娘全家,也难为扈三娘“深明大义”。还有李逵杀小公子,朱仝当众翻脸。后来吴用调停才拉倒。另外,梁山内部的山头也不可谓不多。宋万杜迁这些“遗老”没啥本事,可以忽略。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这些曾经的“鸡口”一朝变成“牛后”,恐怕未必甘心。而元老系也不同于膝盖已碎的李逵戴宗清风寨,对宋江本来就无可无不可。三阮、刘唐对宋江的礼敬,只不过是买晁盖的面子。招安问题上宋江与元老系、二龙山系的矛盾,或可看作是路线斗争之下的派系之争甚至是“正统”之争。
      这些问题都是梁山的结构性矛盾。解连环不如破连环。同样,与其一朝覆灭,不如招安拉倒。吴用可不是无用的隔壁吴老二。
      当然,问题若到此为止,《水浒》也不过只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升级。《水浒》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了招安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必然性。
      吴用毕竟不是“颇识几个大字”的朱武,吴用毕竟是个三家村的学究。电视剧《水浒传》里,吴用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论语·尧曰》。不同于基层武装头头晁保正,吴用和宋江都属于受过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走上“不准革命”的修正主义道路,也绝不是王学泰先生“流民的发迹变泰”就能解释,因为宋江吴用顶多是游士而绝非流民。被招安除了生存改善,更意味着摆脱边缘的身份,被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接纳,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比起“发迹变泰”的奢侈,“争取承认”恐怕是士人宋江和吴用更为基础的诉求。
      如果没有某种新型政治伦理为梁山聚义提供正当性支持,那么梁山便难免沦为朴刀杆棒之徒发迹变泰之路。造反并非天然“有理”。“大秤分金银,异样穿衣服”对于士人吴用和宋江来说,已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有趣的是,阮小七渔歌也唱道:
      “老爷生在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京师赵王君,就是爷爷我争取承认的对象。
      有趣的是,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反对招安的理由居然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显当时之无人;将反教之合;使壮夫失色;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颠倒是非。”完全是站在朝廷的方面考虑。后来金圣叹作了遗民,被杀于哭庙案,也算是知行合一。
      电影学家戴锦华女史在谈论电影《大圣归来》时说“事实上孙悟空的形象负载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一份悖论式表达、一处扭结的情感逻辑或情感结构:那就是造反/忠诚,载舟/覆舟,替天行道/忠君爱国,‘造反有理’/‘无限忠于’。”《水浒》也是如此。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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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9 22:31 | 显示全部楼层
3.读《西游》系列之《唐僧何以为师?》

  不少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会纳闷,唐僧肉眼凡胎,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建之功,即便做猪八戒的师父都够呛,却如何做得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的师父?
  其实,在传统社会,师父与徒弟(学生)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授受本领和知识的关系。“师父”“老师”也并非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teacher。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指出,在君道、父道、师道并未完全分化的封建时代,伦理上存在一种“泛化”的现象。“师生”其实是一种泛化的伦理关系,“师”更多地是一种泛化的尊崇地位。“师”的意义通于 “先生”。唐代孔颖达注《礼记》说“先生,师也。谓师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年高德劭者,都可称师,不拘于是否以授业为业。《礼记·学记》有云:“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五服”就是“五伦”。老师并不属于五伦的任何一种,但却贯穿于五伦之中,是五伦的基础,五伦若缺乏师道的涵摄便无法亲合。《孟子》对五伦的解释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师生并不等同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但这五种关系中却都蕴含了师道。比如我们总是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比如古代君王“君师一体”、“作之君,作之师”,又比如朋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五伦是一种自然的结合,比如父子是因为生养,君臣是因为仕禄,而师道却在自然结合之外多了一层道义结合。道义的结合对自然的结合是一种提升。传统中国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所以人们常常以“师”表示伦理上和道义上的尊崇地位。
  其次,唐僧对于孙悟空的尊崇地位,也来自于唐僧对孙悟空的救恩。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安排唐僧将悟空从五行山下救出,两人的师徒关系便由此确定。恩义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而是一种合理的不对等关系。施恩者固然不应图报,但受恩者却理应回报,如京剧中唱道的“一重恩报你九重恩”。而师徒关系,则可视作是这种合理不对等关系的坐实。施恩与受恩的过程乃是一种有机的情感联结过程,故两者关系自然也是一种有机的伦理关系。其实《西游记》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佛教固然教人不罹挂碍,以恩义为业力流转,以伦理为缘起性空,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难以接受无恩无义的人际关系,也很难欣赏孙悟空这样无父无君的“赤裸生命”(阿甘本语)。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出现了《父母恩重难报经》这类佛教伦理化的经典,而《西游记》作者在安排孙悟空从石头蹦出,父母阙如的情况下,又给他找到了一位师父,在没有生恩的生命中为他设置了救恩。唐僧作为师父出现,就是为了让孙悟空生活在伦理中。唐三藏变成了师父和长者,也是作者通过使佛教的伦理化,来实现佛教的本土化。因为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与中国传统心理结构接轨,符合国人的期待。
  唐僧作为师父,其优先性不在于知识本领的掌握,而在于规训权力的掌握。《西游记》里唐僧是孙悟空的第二位命名者。第一位命名者菩提祖师,为美猴王取了“孙悟空”的名字,而唐僧则孙悟空取了“行者”的名字。黑格尔说:“命名是一种权力。”因为命名意味着对其对象之本质的规定和期待。所以唐僧以“行者”名悟空,也是期望悟空能以佛门自限。而这一规定和期待的“言成肉身”就是紧箍咒的出现。紧箍咒是唐僧作为师父的最重要表征,因为教育既是一种驯化权力,也是一种身体控制,甚至意味着一种合法暴力,就是所谓“体罚”。紧箍咒的功能就是身心上控制孙悟空,从而达到“降伏心猿”的目的。应该说,儒家并不反对这种合法暴力的规训权力,比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佛家也并不总是阿弥陀佛一团和气(比如佛经里驯服“露地白牛”的故事)。教育是否要体罚,这个见仁见智见时代,但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必要的驯服,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扭曲,这恐怕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唐僧对于悟空的师道尊严,也并不在于他有知识有本领,而在于他掌握了这种规训权力和合法暴力。
  唐僧的师父地位,既来自一种泛化的尊崇和优位,也基于救恩的伦理结合,以及佛教赋予的规训权力。了解这一点,便可以更好地了解传统社会里伦理如何维系,社会如何运作。唐僧这样的庸人为师为父,虽然未必符合选贤举能、谁行谁上的精英主义趣味,但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从而免于拳头大的话事,“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未必绝对正义,却也算是相对合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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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0 15:58 | 显示全部楼层
4.读《红楼》系列之《“宝玉你好,你好苦哇!”》

    据刘亚洲将军记录:1976年4月5日夜,王洪文向毛泽东兴冲冲地汇报了对“四五事件”的处理。这时毛泽东在夜读《红楼梦》。正读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王洪文眉飞色舞:“我们胜利了!”,毛泽东似乎沉浸在宝玉被骗,黛玉之死的悲痛里,一言不发。听完汇报,毛泽东沉默半晌,突然说起话来:“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面对问非所答的一段话,王洪文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毛泽东又继续嚅嚅地猜:“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黛玉之死已是后四十回的故事了。后四十回虽然由胡适敲定是高鹗续作,但红学界依然聚讼纷纭。比如红学家周绍良、陈林、晚年俞平伯等等,就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基本上出自一人之手。我的妻子自幼熟读《红楼》,她坚决不同意后四十回是曹公手笔。妻子的一个理由就是,黛玉不会卑微到临终前说什么“宝玉你好”。其实,如果把“你好”理解成“You are very”而不是“Hello”,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成见。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也对后四十回痛心疾首,认为黛玉本是一心只为宝玉幸福着想,万不会为了做不成二奶奶而骂什么“宝玉你没良心!你好缺德!”。我不知周汝昌先生如何断定黛玉那句说了一半的话就一定是“宝玉你好缺德”,而不是如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想到的那样:“宝玉你好,你好苦哇!”
    或许只有苦人儿才能理解苦人儿。
    理学先生程颢崇儒反佛,主张“不强生事”。在程子看来,佛家试图超越生死,解脱苦难,就是一种“强生事”。“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程子认为,生死也好,苦乐也好,都无非自然。面对自然,我们只需顺应便可:“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事有善恶,皆天理也”。无论善恶美丑,生死苦乐,都是自然。而自然即天理。顺应自然,便是天理流行。不顺应自然,便是“强生事”。
而把“强生事”做到极致的,恐怕就是宝玉了。“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无事忙”便是“强生事”的另一个表述。只不过宝玉的“生事”并非为了解脱。当然,与佛陀一样,宝玉天生便不相信自然,不屈从自然。自然不只是蒙昧素朴的开辟鸿蒙,文明社会也是自然的延伸。自然秩序和自然状态,仍然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看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上的石兄如璞玉浑金般自然而然,其实石兄是最反自然的:明明乾坤位育,天尊地卑是自然,却偏偏要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明明金玉良缘,门当户对是自然,却偏偏要只念木石前盟,到底意难平;明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然,却偏偏要觉得嫁了的女子便如流出去的污水,死鱼的眼睛;生长在富贵人家,却偏要做“忏悔的贵族”(端木蕻良评宝玉),自觉泥猪癞狗,好比野坟圈子里的老杨树;本应该仕途经济,却偏要视官场中人如须眉浊物、国贼禄蠹;甚至于见了燕子就和燕子说话,也不管     梁间燕子太无情,泪自长流花自媚。
    如此之人,焉得不苦?
    周汝昌先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木石前盟”指宝玉与湘云(湘云原型姓李,乃李煦之孙女),麒麟双星便是两人归宿,而绛珠还泪之事却是错点鸳鸯,无中生有,皆因黛玉把假宝玉当作真宝玉,认错了人又表错了情,大概也算一种“强生事”。周汝昌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我想是因为周老乃是传统文化的遗民,骨子里认为自然不宜反抗,只应顺承。既然宝湘的结合乃是前盟天命,便固当顺受其正。反抗自然必定是个悲剧,宝黛爱情就是这样的悲剧。舍宝黛而就宝湘,皆因自然至上,天命至上。化悲剧为喜剧,这便是作为“乐感文化”(李泽厚语)的传统文化的高妙。
    反抗自然是悲剧,可自然却总是惨剧。它有太多的恶和不义,太多的压迫和伤害,太多的苦难和耻辱。《红楼梦》里一场场美的毁灭,就是这种自然秩序之“共犯结构”(俞平伯语)的惨剧。 “不革命行吗?不革命行吗?”毛泽东在怀仁堂看了京剧《白蛇传》之后,不禁拍案而嚷,裤带都掉了下来。
革命就是反抗自然,向自然说不。革命是对自然的驯服和重构。自然千好万好,也有狰狞的时候。否则何必葬花,又何必护花?
    “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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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3 16:27 | 显示全部楼层
5.读《三国》系列之《“乱天下者,必绍也!”》

  何进要杀宦官,便传檄四方借外兵进京剿灭。陈琳、曹操、何苗均着力反对,认为切不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按了葫芦起了瓢。欲诛宦官,只需一狱吏足矣。何进不听。曹操只能走人,临了撂下一句著名的话:“乱天下者,必进也。”
  其实,何进虽然是借兵助剿的决策者,要负拍板的责任,但想出这步臭棋的却不是何进自己,而是袁绍。《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里,何进入奏何太后请求诛杀宦官,何太后不从。袁绍便献计:“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事事急,不容太后不从。”何进一拍脑袋,连连称妙,也不顾同志兄弟的反对,引狼入了室,于是拉开了董卓进京、群雄并起的大变局。
  《演义》的演义并没有歪曲历史,它和《后汉书》里《袁绍传》《何进传》的记录基本一致。反而是曹操那句话,让何进背了个从头到脚的黑锅。有时候,出主意的人比拍板的人更重要,否则也不会有“樊哙当诛”的故事。可能当时曹操不知道出这个馊主意的是谁,否则一定会改口:“乱天下者,必绍也!”
  于涛先生的《三国前传》对袁绍此举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属于万姓仰头的清流士大夫阶层,而何进杀猪出身,因外戚身份一跃而为大将军,自然得不到袁绍的正眼。袁绍最大的担心还不是宦官,而是何进这样的土鳖是否靠得住。何进对于清流士大夫本就没有天然的情感联系,万一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集团就要倒了血霉。何进始终是威胁,料何进见我应如是。于是请外兵助剿,既是死马当活马医,也是防止外戚集团倒戈,说不定还可以敲打敲打何进,自己借机扩张一下,搂草打兔子。机关算尽,结果众所周知。虽然宦官和外戚一锅端,但洛阳城生灵涂炭,董太师一手遮天。袁绍跑到关东揭竿起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昔日的清流士人投笔从戎,变成了军阀头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诗),成了又一个董卓。
  袁绍的黑历史还不拉倒。据于涛先生分析,其实何进在董卓进京路上想想不对,于是便派一个叫种劭的人劝阻/拦截董卓入京。种劭是董卓的老恩主种嵩的孙子,何进此举是希望董卓能不看僧面看佛面,掉转车头回家算了。不料董卓渑池上书,坚决表示自己勤王讨逆的决心,让朝廷没有理由反对自己进京。于涛先生推测,“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真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袁绍以整个洛阳城的代价,除掉了何进这个潜在的对手。相比于作为宦官养子的曹操,在诛宦问题上却能大义秉公,光明磊落,品格之高下何啻霄壤!
  我们当然不能说袁绍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毕竟他的出发点不仅是自己,还包括他的四世三公的家族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但这恰恰就是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的结构性症结所在:小共同体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小共同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于是形成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两重君主观念”,这已经接近霍布斯所担忧的“双重主权”了:皇帝是一个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另一个主权者,皇帝是名义上的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实际上的主权者。爱有差等,必由亲始,团团伙伙的利益已优先于皇帝代表的天下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小共同体对大共同体的凌驾和超越,开启后来的军阀之争和再后来的门阀政治。
  也许曹操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曹操最后查出了董卓进京的始作俑者乃是袁绍之流,殷鉴不远,才重启了儒法斗争,代表空手套白狼的寒门子弟向根深叶茂的士族大家开战。士族大家的小共同体虽然对于传承贵族气质,维系“风俗之美”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风俗不能当饭吃,特别是在血的事实面前,区区美俗实在是不能承受之轻。何况再华美的袍也难免长虱子。比如吕思勉先生就直接指出:“东汉之末。士之矫伪极矣”、“门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伪,则非门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谤,术至工矣。”(《吕思勉读史札记•汉末名士》)宗族门阀的小共同体就是这样一扇“门”,它遮蔽了真伪,扭曲了是非,上则误国,下则欺世。曹操开启寒门政治,重启古今斗争,虽不能说拨乱反正,也算是承弊通变,不啻是匹夫而为天下法的伟大僭主。而袁绍之流,为了团团伙伙机关算尽,也终被浪花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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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8 14:46 | 显示全部楼层
  6.说《水浒》系列之《也说宋江》

  宋江因为招安路线,被钉上了“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苏州才子金圣叹更是一连给宋江封了“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的恶谥。黑宋江的人大概都共享一种预设:宋江上梁山以后便打起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算盘,为了自己的顶戴官袍而葬送了梁山弟兄。
  这样的评价预设了宋江上山是投机,招安是背叛。因为在革命队伍里开小差,所以是革命的叛徒。这种思路基于一般的性恶论假设,而忽略了宋江具体的个体性情,以及内在于其性情中的文化心理结构。
  《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回,宋江知道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后“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起做什么?”要注意,这句话不是宋江说的,而是宋江想的。说可以有口无心,但想则体现了人的意识甚至潜意识。在宋江心里,阎婆惜既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就不必当一回事,即便是红杏出墙,也无伤大雅。在这种“血缘性纵贯轴”(林安梧先生语)的格局中,纵向的差序的父母要高于横向的平等的夫妻。宋江是这一格局自觉的维护者。假如阎婆惜是指腹为婚的村姑翠花儿而不是阎婆撮合的妇人,想必也不会有杀惜这一出。
  至于招安,这究竟是宋江上山后算盘一划拉的私利,还是宋江平日里出兹在兹的认同,小说里其实也有交代。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武松欲投二龙山,宋江临别说道:“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饮酒话别之后,宋江还特意提醒“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把招安和戒酒看得同等重要,说明宋江对武松的期望并非泛泛而言。应该说,这个时候,宋江还并不具备上梁山的可能性,招安不可能是自许,而只能是对他人的善意期待。虽然有些鄙陋,但这也如同欧阳修劝梅圣俞“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是君本位思想固有之鄙陋,而不是宋江欧阳修个体人格之鄙陋。
  不同于鲁智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同于林冲的“身世悲浮梗,功名若转蓬”,宋江其实生活在伦理的重重叠加中。小说里的宋江总是接连不断地与家人书来信往:“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知道我杀了阎婆惜……”而《石将军村店寄书》里的一封家书更是宋江的命运转折。拒绝上山之际的说辞“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尚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一日,如何敢违他的教训,负累了他?”父母在,不造反,也自是殷殷可感。至于浔阳楼上的反诗,如果和之前对武松说的“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对勘,便发现更多地是一般性的书愤,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不平则鸣。至于接父上山,除了进一步说明“孝义黑三郎”并非浪得虚名之外,更是造反不可能永远持续的决定性因素。
  不知列位看官注意到没有,晁盖做了梁山头领之后,梁山依然未改剪径打劫之勾当。《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一回,戴宗路过梁山泊,被“旱地忽律”朱贵麻倒,险些被拿去开膛破肚。便知晁盖治下的梁山依然是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宋江上山后情形才改变,真正有了点“替天行道”的作风。宋江的招安路线,和宋江对梁山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应该联系起来看。
  对于宋江来说,“替天行道”毕竟是梁山聚义之正当性的一个替代品。“替天行道”一词在《水浒》中最早见于九天玄女对宋江的托梦:“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圆满,作为上卿。”在造反并非天然有理的传统社会中,在新型革命伦理付之阙如的传统思想中,宋江只能向天借魂。“九天玄女经”就是“天”的化身。因为对天命只是“借命”而非“造命“、“革命”,所以造反也终归是暂时的造反,“借魂”终要“还魂”。传统思想中并没有不断革命的话语,梁山的造反便要永远遭遇正当性危机。招安投降也好,重心转移也好,传统政治的逻辑就是弑父者终归要为人父。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呈示了新旧交替时代的古今之争,虽然是不完全的古今之争。宋江身上的悖论也是古今之争的悖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悖论,也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评价终结悖论。悖论不可终结,古今之争仍在路上。我们毋宁“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列奥·施特劳斯语),以俟文明在有意的紧张中仇必和解,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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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3 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7.说《西游》系列之《吟怀潇洒满腔春——诗人唐三藏》
《大话西游》里唐僧的一首“Only you……”,成了无厘头经典。唐僧唱歌和吟诗,就好比张飞画美人,贾政讲笑话,充满了违和感。但是《西游记》中确实安排了不少唐僧吟诗的情节,刷新了我们对唐僧的印象。
当然,《西游记》中的诗其实是吴承恩的诗(也有民间无名氏所作,由吴承恩整理)。但作者如此安排,想必还是与人物形象有些关联。就好比“质本洁来还洁去”本是曹雪芹所作,但我们更愿意看作是林黛玉的诗一样。当然,作为一流小说家和三流诗人,《西游记》里的诗都不咋地,但小说中诗词,本贵当不贵精。吴承恩(无名氏)安排的平平之作,倒也符合唐僧那阿弥陀佛的形象。
在我看来,《西游记》中唐僧的诗分为两类:应酬之诗、兴会之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唐长老亦不例外。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中,唐僧被四位树精请到深山老林里玩起了桌游。四位树精先和唐僧玩起了联句。联句是古人的一种游戏,就是每人吟一句或一联诗,一人吟罢一人接力,如是敷衍成篇。不仅风雅如《红楼梦》里人玩,古板沉闷如唐三藏,也能在三缺一的时候顶上几局。小说里偏偏让唐僧打头,树精接力:
禅心似月迥无尘(唐僧),诗兴如天青更新(劲节老)。
好句漫裁抟锦绣(孤直公),佳文不点唾奇珍。(凌空子)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始重删雅颂分。(拂云叟)
半枕松风茶未熟,吟怀潇洒满腔春。(唐僧)
应该说,树精们的诗接近宋诗,比较枯淡,但却没有宋诗的瘦劲沉潜。而唐僧不愧来自大唐,绣口一吐便是初唐气象。宋诗重意,唐诗重象。唐僧的诗句充满了“月”“松风”“茶”等等具体的意象,是树精们须让出一头的。
第二轮则换了玩法,一人一首,这一局正如“大话西游”李天飞先生所说“诗写成这样就别出来混了”,这一轮的作品其实半斤八两,而唐僧的诗也来了个坐西瓜皮的大滑坡。三位树精的诗略过,我们看唐僧的:
杖锡西来拜法王,愿求妙典远传扬。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莲蕊香。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象庄严体,极乐门前是道场。
情味寡淡,意象陈旧。即便是僧家语,也和宋人禅诗之“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无处避残红”、“不知眼界宽多少,白鸟去尽青天还”不在一个档次。这一回中,树精和杏仙都没有伤害唐僧的意图,反而风雅同吟,吟怀潇洒。不少人都认为这一回与其他回目魑魅魍魉、险象环生不同,疑是后人所加。但我以为小说贵在情节之缓急有度,氛围之一张一弛。就好比林冲夜奔前先来段老军赠壶,火烧赤壁前先来段横槊赋诗,也不失为一种调节。
唐僧的应酬诗第二弹则在《四僧宴乐御花园,一怪空谈情欲喜》一回。唐僧见天竺国王宫四面金屏上画着四季之景题诗,国王便让唐僧依韵相和。唐僧只好和道:
日暖冰消大地钧,御园花卉又更新。和风膏雨民沾泽,海晏河清绝俗尘。(和《春景诗》)
斗指南方白昼迟,槐云榴火斗光辉。黄鹂紫燕啼宫柳,巧转双声入绛帏。(和《夏景诗》)
香飘橘绿与橙黄,松柏青青喜降霜。篱菊半开攒锦绣,笙歌韵彻水云乡。(和《秋景诗》)
瑞雪初晴气味寒,奇峰巧石玉团山。炉烧兽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栏。(和《冬景诗》)
典型的应制之作。清浅荏弱,为文造情。但须知此时唐僧遇真公主哭诉主于前,被假公主摽梅于后,正心事重重。“只得勉强随喜,诚是外喜内忧也。”而于忧虑中作此闲适诗,一可见唐僧之定力修为,二可见与世周旋之不易。方外之人,湖海之士,却要与各色人等交往应酬,虚与委蛇,忧愁也要赔笑脸。即便是持戒修定之高僧大德,一旦“游”于世上,也不免与世俯仰,与人方便,以求自己方便。《西游记》一个“游”字,正见处世之艰难,生活之辛酸。
和应酬之诗不同,唐僧的兴会之诗则充满了真情。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乃是朱紫国国王显灵之前夜。唐僧于寺中“因感这月清光皎洁,玉宇深沉,真是一轮高照,大地分明。对月怀归,口占一首古风长篇。诗云:
皓魄当空宝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琼楼玉宇清光满,冰鉴银盘爽气旋。万里此时同皎洁,一年今夜最明鲜。浑如霜饼离沧海,却似冰轮挂碧天。别馆寒窗孤客闷,山村野店老翁眠。乍临汉苑惊秋鬓,才到秦楼促晚奁。庾亮有诗传晋史,袁宏不寐泛江船。光浮杯面寒无力,清映庭中健有仙。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今宵静玩来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园?”
虽说是古风,但其实是一首七言排律。七言排律就是七言律诗的加长版。七言排律在诗歌中并不多见,笔者目前也只见过唐僧这一首。这首诗以月起兴,先写月之东升,再写人间风物,有主体有衬托,章法井然。且用典贴切,对仗工稳,最后卒章显志,逗出乡思。佛家虽教人断舍离,但《西游记》里的唐僧却常常思家步月,清愁不断。黑水河一回,唐僧闻水声受惊吓,孙悟空竟教训起唐僧:“我等出家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唐僧又吟诗一首,抒起情来:
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夜静猿啼殊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
孙悟空说:“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我们应注意到,唐僧虽在空门,却远没有孙悟空超脱。盖悟空石头蹦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唐僧毕竟有故国故乡故人之思,于意识固然应该出离,于情感却难以割舍。我在《唐僧何以为师》一文中就说过,《西游记》体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伦理化。唐僧对于乡国的挂碍,大概也是佛教西来的“中国特色”。
我们不难发现,对唐僧思乡的描写并非偶然,而是作者三致志焉的强调。在《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一回,唐僧又大同小异地作起了思乡诗:
我自天牌传旨意,锦屏风下领关文。观灯十五离东土,才与唐王天地分。甫能龙虎风云会,却又师徒拗马军。行尽巫山峰十二,何时对子见当今?
“天牌”就是古人的牙牌游戏。里面的“锦屏风”、“观灯十五”、“天地分”“拗马军”等等莫名其妙的词语,都是骨牌术语(见《西游记》李天飞注)。吴承恩为什么突然在让唐僧玩起了桌游,我们不得而知,估计是写书时开了小差意犹未尽,忍不住写进书里。只是这首思乡思君的诗又被孙悟空吐槽:”师父,你常以思乡为念,全不似个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忧。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其实孙悟空对唐僧的每次劝慰都有点不着重点。唐僧是思乡,不是畏途,孙悟空只是一味劝唐僧要坚定信念,不要掉链子。然而唐僧并没有掉链子。思乡怀人与勇猛精进,在唐僧那里并不矛盾。李天飞先生认为孙悟空代表心智,猪八戒代表本能,而唐僧每有惆怅处则需要与心智对话。这也可见孙悟空比唐僧超然和冷静,唐僧毕竟还是未能忘情。
意大利小说家艾柯的著名小说《玫瑰之名》讲了一个中世纪修道院的悬疑故事。修道院发生了连环杀人案,连续5人莫名其妙被杀。修士威廉经过重重调查侦破,才发现是老院长在一本书上涂了剧毒药物,触摸到这本书的人都会中毒身死。而这本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老院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原教旨主义看来,诗表达的是世俗的情感和欲望,这对于教徒仿佛洪水猛兽,必欲除之。所以谁碰过《诗学》,谁就得死。然而在唐僧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并非“与人无爱亦无嗔”的有情和尚,唐僧也有世俗中人的思和感。盖佛教本来就充满了诗性趣味。“由色悟空”是起兴,“拈花一笑”是蕴藉,而“三谛圆融”“不离世间”更是汉化佛教特有的大地品质。历史上的唐僧乃是唯识宗的传灯者。唯识宗远绍大乘佛教之有宗,跟主张万法皆空的空宗不同,唯识宗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重视心力和主体同样也是诗的精神。所以,以吴承恩的佛学修养,为唐僧安排写诗的情节,也算是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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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7 15:24 | 显示全部楼层
8.读《红楼》系列之《薛宝钗“招安”》
  《红楼梦》和《水浒传》有一处隐秘到不易察觉的交集。那倒不是“李逵骂宋江”,不是“混世魔王”的绰号,而是一个叫侯蒙的人。
  侯蒙是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一回中,薛宝钗的那首《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曹雪芹学富五车,腹笥甚巨,最后一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并不是曹公奇思壮采的原创,而是点铁成金的化用。而化用的作品,就是侯蒙的另一首《临江仙》。只不过咏的不是柳絮,而是风筝: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和“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一看便知道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那么这个侯蒙究竟是谁呢?侯蒙是宋代的一位官员,官至户部尚书。这首词写于侯蒙未发迹时。侯蒙貌丑,一次,侯蒙与几人一起放风筝。忽然看见不知哪位高手的风筝上画的竟是侯蒙砢碜的相貌。侯蒙不愧是宝钗的前身,面对大伙的嘲笑隐而不发,就好像宝玉说宝钗胖,宝钗只是忍着。侯蒙若无其事地填了上面那首风筝词,自我解嘲之际也掩饰心中的屈辱。当然除此之外,侯蒙在词中暗暗发誓,我要飞得更高,让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日后只能仰视!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侯蒙便中了举做了官,算是报了一风筝之仇。
  而侯蒙平生最为后人熟知的事迹,便是建议朝廷对宋江一伙进行招安。《宋史·侯蒙传》记录: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侯蒙建议朝廷招安宋江打方腊,一来节约成本,减少损失,二来以匪制匪,以盗制盗。招安的结果,史书没有交代。《水浒》对招安的演义,都是小说家言。《水浒》没有让侯蒙走上前台,但史书的记录还是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
  那么,以曹公之密不透风之春秋笔法,是不是想说明,薛宝钗就是这样一个招安者?
  薛宝钗的处境其实也和侯蒙有些相似。侯蒙屡试不中,内心充满了改变命运的热望。而宝钗本为进京入宫,因哥哥薛蟠打死人,前途从此渺茫。于是只能“朝受命而夕饮冰”,服用冷香丸以息内热。心中的焦灼,和侯蒙有得一拼。宝钗的青云之想,进了贾府依然念兹在兹。《滴翠亭杨妃戏彩蝶》的解释很多,而我认为这毫无诗意可言,不过是宝钗对团扇妃嫔的自我代入,是另一种“意淫”。然而毕竟女大当嫁,年过及笄,难免无花折枝之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便只能退而求其次,瞄准宝玉。
  熟读《红楼》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宝钗对宝黛的爱情是必欲拆之而后快的。宝钗三天两头地往怡红院跑,害得晴雯抱怨“有事没事跑来了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是殷勤拜访,还是蓄意窥伺,这恐怕见仁见智。我是认为没有人三更半夜来拜访的。吴组缃先生更是认为宝钗的黄金璎珞乃是母女进京前特地打造的,目的就是和宝玉配对。相比于黛玉被抛到贾府,宝钗可谓是有备而来。
  然而宝钗是个人精,她的分化瓦解“招安”并不直面宝玉,而是以黛玉为突破口。虽然对宝玉也偶有仕途经济的规箴,然而宝钗深知,宝玉是块石头,改造不了,而黛玉可以改造。因为黛玉的伦理感要高于宝玉。宝玉挨打,黛玉泣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桃花社重启,而贾政检查功课,黛玉便主动停止诗社活动;宝玉不愿见孙家提亲,黛玉说“我劝你把这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的。”和紫鹃用了同一个词。宝玉以我观物,充满了“为自然立法”的霸气,黛玉却应物斯感,容易被外界触动,因而可以感化。
  宝钗对黛玉的“招安”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件是《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审问黛玉是否偷读《西厢记》《牡丹亭》,然后娓娓说道: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不曾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只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至于你我,也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如捡些正经书看也就罢了。最怕见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药了。
  羞得黛玉飞红了脸。为什么飞红?《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撩动宝黛芳悰的恰恰就是《西厢记》《牡丹亭》,宝钗虽不知必有此事,然深知必有此情。所以宝钗那段话,无一句指宝黛,却句句指宝黛。而我们若细细玩味,便知道宝钗的锋芒更集中地指向宝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宝钗意欲动摇黛玉对宝玉的爱,所以必须重塑黛玉的价值观,来个釜底抽薪。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单说理还不够,还必须触到黛玉的敏感神经,必须动其羞耻之心,负疚之意。宝钗的这段说辞,等于是骂人不带脏字,说了宝玉一通坏话,又旁敲了黛玉的柔软内心,真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腹黑之至。
  而《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则是训导黛玉的延续。上次的训导确实奏效。林黛玉自我批评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这次宝钗由训导变成了笼络,不仅雪中送炭地开药方送燕窝,还打起了同病相怜的感情牌:“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得同病相怜。你也是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
  乍一看温情满纸,可是只要我们和后面的《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对勘,就发现不怎么对头:
  宝钗道:“惟有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他母亲怀里笑说:“咱们走罢。”黛玉笑道:“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还有一段:
  宝钗笑问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你细想去。”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黛玉听了,便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
  同是出现了母亲、哥哥,为何彼时如此温情,而此时又如此恶毒?为何温情在前,恶毒在后?是不是因为其间先是贾母乱点宝玉和宝琴,撇下了宝钗,后是宝琴出嫁,宝钗作为姐姐依然单身,故宝钗心怀怨怼,只好捏软柿子,一并发泄到黛玉身上?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送燕窝一回,已经暴露了宝钗并没有把黛玉真正当作朋友,所谓“金兰契”实是曹公反讽。何以见得:
  “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宝钗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话下。”
  然而:
  “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
  宝钗没来,而宝玉来了。情之深浅有无,一比便知。当然,秋风秋雨之夜,我们也不能强求宝钗湿了绣鞋罗袜,除非穿成渔婆。但宝钗差婆子送燕窝时,婆子只是说“姑娘说了,‘姑娘先吃着,吃完了再送了来’”,并没有为爽约做更多的解释和致歉,更没有“远慰风雨夕”的输诚。这绝非朋友有信有敬之道。可见宝钗并无意与黛玉为友,而只想收买笼络。惜乎黛玉已陷入吃人嘴软之境而不觉了。
  柳絮词雅集之后,大伙儿便放起了风筝。宝玉的风筝画的是美人,探春的是凤凰,宝琴的是大红蝙蝠,而宝钗的却是一连七个大雁。宝玉的美人,不知是否是为丑侯蒙做一个自赎。盖曹公菩萨心肠,大爱无疆,即便是腹黑如宝钗,亦许之以香草美人。按我们的期待,大雁更应该属于探春,而凤凰更应该属于宝钗,曹公为何安排相反?或是因大雁南去北来,亦宾亦主,而宝钗既有做二奶奶的主子意识,故总是自许礼教,以求挤入中心,但又不免寄人篱下,客子畏人。侯蒙的风筝传到了宝钗手上,在蓝蓝的天上飞了几千年,那是生命不能承受的一种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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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9.也谈周瑜之死
      我的挚友周绍纲君前段时间写了一篇很火的文章《周瑜之死与孙权的幽微关联》(文章可看本公众号的同期推送)。此文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中发现,周瑜虽负大才,但孙权每每担心自己驾驭不了周瑜,因而对周瑜西征巴蜀的战略置之不用。周瑜渐渐被孙权边缘化,竟至英年早逝。周绍纲君探赜索隐的功力,昭告幽微的眼光均十分老辣。在这里笔者想对该文做一些小小的补充,以使其结论更加坚实。
  孙权与周瑜的矛盾是隐微的,而孙权与张昭的矛盾却是明显的。我们可以先从同是先王旧部的张昭身上,进一步看清孙权与周瑜的微妙关系。孙策托孤之际,将张昭、周瑜二人留给了孙权,这演变成了一句名言:“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然而,孙权有没有继承孙策的遗命呢?
  《三国志·张昭传》记载: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群臣推举张昭做丞相,或许在众人看来,张昭是先主的顾命大臣,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孙权的大副。然而孙权竟然置遗命和众议与不顾,宁愿火线提拔一个资历和水平都远远不及的顾雍。孙权不相张昭的一个表面理由,就是张昭“性刚”,性情太过刚烈。孙权害怕自己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撕破脸皮大家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确实不喜欢自己驾驭不了的角色。
  张昭的确性格刚烈。《张昭传》记录,孙权喜欢打猎射虎,而张昭常常劝谏孙权:“大丈夫应该驾驭英雄,而不是驾驭虎豹。”孙权虽然常常当面检讨,但还是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发明了“射虎车”,来个“更无豪杰怕熊罴”,与猛兽当面格斗。孙权一次宴饮,喝得烂醉如泥,张昭掉头就走。孙权派人追回,张昭厉声说:“当年纣王饮酒作乐,也不知道是在作孽啊!”直接把孙权比作纣王。孙权又是羞愧难当,只好散席。
  公孙渊建国事件,更使得孙权与张昭的矛盾白热化,竟至差点闹出人命。公孙渊在辽东建国,孙权遣使入辽拜其为燕王。当时孙权已经称帝,公孙渊虽然称王,但地位依然低于孙权,所以还是需要孙权的加冕承认。而张昭极力反对:公孙渊称王等于是背叛魏国,而我们若承认其僭号,就等于是和魏国为敌。其实公孙渊的实力远远不能支撑其自立。假如公孙渊做贼心虚,突然想重新归附魏国,那我们岂不贻笑大方?孙权大怒,按着刀说道:“吴国群臣入宫则拜寡人,出宫则拜君,寡人对你的敬重也过头了。你老是当面折辱寡人,未免不识抬举吧?张昭于是祭出太后,哭着说:“我之所以进谏,是因为不能辜负太后临终的托付!”这话非常吃紧。孙权最忌惮的就是张昭拿出先人来压自己。张昭此言一出,孙权马上软下来,把刀一扔,与张昭对泣。孙权的哭非常反常,以孙权之凉薄,恐怕不会在自己怒火中烧之际突然流泪。毛宗岗以为曹操哭典韦之际其实是在哭儿子曹昂,我们也不妨设想孙权此际哭的不是张昭,而是哭自己的权威始终处于先王和太后的阴影之下,无法恣意独行。
  我这么说的一个证据,就是孙权并没有听张昭的话,还是继续派使者赴辽东拜王。张昭知道自己言不听计不从,于是托病不上朝。这时传来消息,公孙渊杀了吴国使者,张昭果然不幸言中。在此之际,孙权居然学起了晋文公,上门向张昭请罪,并希望他回来,张昭拒不迎见,而孙权竟然烧起了门,想把张昭逼出来。张昭还是不出,也索性做起了介子推。孙权只能灭火。后来在张昭诸儿子的劝解之下,张昭才勉强重新上朝。
  其实张昭罢朝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蜀国使者赵咨在吴国面前夸耀蜀国人物,众臣都无以应对,孙权想:“假如张昭在此,你们蜀国还有什么资本得瑟?”于是上门邀请张昭,而张昭又说了一大段话,原文如下:“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张昭又是摆出先主和先后说事,还说“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这样敏感的话。这话自然会引起孙权的回忆。什么回忆:“策谓昭曰:‘若仲未能任事,君宜自取之。”孙策在临终前说,假如孙权不象贤不争气,张昭可以取而代之。虽然这可看作孙策对张昭的笼络,但明眼人都知道,这话对于孙权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昭对孙权接着说:“老臣自以为没什么见识和能耐,所以不忍辜负先王美意,只能退隐。如果厚着脸皮贪图富贵,恋栈不走,这是老臣不能做的。”张昭此言无非是对孙权不拜自己为相抗议。当然,这样的抗议或许也能反证孙权不相张昭是“对”的,若相张昭,则“以陛下属老臣”甚至“自取之”,孙权仿佛儿皇帝甚至废帝,这让仲谋情何以堪?历朝历代,新君最忌讳的无非是老臣的掣肘。老臣的作风,一是喜欢倚老卖老,二是喜欢拿先帝来压人。李治借武则天诛杀长孙无忌,万历借内阁扳倒张居正,都是这个原因。
  回过头来看周瑜,我们就不难做一个类比。周瑜和张昭同是先主旧臣,自然也难免同气相求。“太妃使权以兄奉之”,让孙权对周瑜称兄,这和张昭“以陛下属老臣”如出一辙。周绍纲君的雄文中认为孙权对周瑜伐蜀的战略是表面赞许而实际搁置,因为孙权最终与刘备达成了不图巴蜀的协议。我个人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周瑜向孙权请缨,自己与孙瑜一起伐蜀。攻取益州之后,由孙瑜守益州,自己回来与孙权共镇襄阳。“权许之”,然后约刘备共同取蜀。关于刘备是如何回应孙权共取巴蜀之策,《三国志·先主传》有一段记载:
  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
  孙权本来是派人与刘备一起伐蜀,并让刘备做先头部队,有人认为可行,而荆州主簿殷观则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假如答应,等于是替东吴打前站,自己损失不说,假如伐蜀不利,反会被吴国背后包抄,家底都要输掉。不如先同意与孙权伐蜀,但我们却借故按兵不动,孙权必然不敢发兵。
  殷观的献计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伐蜀也是刘备既定战略。我自伐蜀,我自吞蜀,强于与孙权平分。一猴摘桃强似两猴抢桃。故先按兵不动,让孙权因孤军无援而放弃伐蜀;第二,我们按兵不动,让孙权自己去打。孙权想让我们做伐蜀先锋来包抄我们,我们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把孙权赚来抄底,再自己伐蜀。这两解可谓两头蛇:孙权若伐蜀,我们歼灭孙权;孙权若不来,我们自己取蜀。既是疑兵之计,又是“请君入瓮”。或许是因为此计大妙,殷观后来才升任别驾从事。
  孙权想必是见刘备按兵不动,又怕自己的背后包抄计被刘备反过来对准自己,于是不敢孤军入蜀。伐蜀计划暂时搁置。直到后来大呼上当:“猾虏乃敢挟诈!”这其实反映了孙权渴望取蜀的心声。《演义》安排了周瑜“假道伐虢”借伐蜀劳军欲吞并刘备,反被诸葛包围,三气周瑜。虽然与史实大异,但孙权伐蜀的意向还是存在的。应该说,孙权与刘备并不是“达成不伐蜀的协议”。因为刘备既无所谓左袒巴蜀,孙权又一度积极伐蜀,故两家只关心是否伐蜀,并不关心是否不伐蜀。孙权不伐蜀,也并不是因为蜀不可欲,而是因为中了刘备的疑兵之计,产生畏难了情绪。
  《资治通鉴》还记录了另一段历史:“(孙权)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孙权见刘备不愿合作,又对自己设防,于是将打出去的拳头收回。这段史料说明了两点:第一,孙权不仅有伐蜀的意向,还有伐蜀的行动;第二,伐蜀的主帅不是周瑜,而是另一个瑜——孙瑜。
  孙权并没有为压制周瑜而放弃伐蜀。相反,孙权对伐蜀还是积极行动,只不过伐不伐蜀是一回事,用不用周瑜伐蜀是另一回事。周瑜希望自己与孙瑜一起伐蜀,但孙权只让孙瑜伐蜀。也就是说,孙权其实愿意伐蜀,但不愿意让周瑜伐蜀。周瑜是伐蜀的总设计师,但孙权并没有让他做伐蜀的首席执行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对于异姓的周瑜,孙权还是有所忌惮,而宁愿用一个才华能力都无足称道的堂弟孙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不仅伐蜀,甚至在千古传诵的“三国周郎赤壁”,周瑜也并非真的那么英姿勃发。《周瑜传》记载:“(孙权)遂遣瑜及程普,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除了周瑜,还有一个分庭抗礼的程普。而周瑜“惟与程普不睦”。我们再看看《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孙权传》同载)都督一职并非《演义》里那样,周瑜独擅幽姿,而是周瑜程普二人平分秋色。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孙权搞的“二权分立”,用一个与周瑜不和的程普分周瑜的权,从而制约周瑜呢?我们熟悉的《演义》中的美谈,程普不服周瑜,称病不出,后来听说周瑜点将有方,才深自畏服。《三国志》注里也有“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这段史料并非闲话。孙权对老人的威力想必是深有体会,所以故意派一个老人来掣肘周瑜,恐怕就是为了让周瑜夹一夹尾巴,不要竖上天了。
  正如周绍纲君指出的,从周瑜个人的角度,周瑜确实有孙权驾驭不了的地方。再加上老臣与新君的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了周瑜的宏图在东吴难以大展。在抗曹与伐蜀两件大事上,孙权对周瑜的处置可谓极尽权术之微妙。既封侯拜将,又暗中掣肘,既言听计从,又冷藏悬置,既捧之上天,又按之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气死周瑜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三国演义》里,吴国只是双雄的陪衬,国内的矛盾,小说无暇细顾。但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暗潮汹涌的东吴。当然,东吴就是因为君臣互相猜忌,缺乏精诚,才沦为三国之中的二流。假如孙权放下机心,大胆任用周瑜,也适当平衡张昭,则伐蜀或着先鞭。从孙权五次北伐可以看出,孙权并非只是偏安守成之君,孙权也有问鼎中原之志。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逢乱世,父业子承是得天时,长江天堑及南北水道是得地利,若能兼得人和,则他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恐怕还说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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