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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梵阿一铃

读四大名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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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8 17:38 | 显示全部楼层
10.说《水浒》系列之《林冲的忍与不忍》
  一直以来,林冲总是以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林冲善忍,金圣叹评价道“看他只是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并称之为“毒人”。“熬得住”的人最可怕,因为“忍”常常意味着阴毒、扭曲、畸变和残忍。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小说在林冲的每次隐忍之后,总是安排了“不忍”的情节相对应。
  高衙内调戏林娘子后:“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高衙内说道:‘林冲,干你什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认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认的时, 他没这场事。见林冲不动手,他发这话。众多闲汉见闹,一齐拢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接着陆虞候将林娘子骗至家中献给高衙内。林冲闻得锦儿求助,赶忙奔到陆虞候家。
  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迳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林冲自归。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 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娘子苦劝,那里肯放他出门。
  可以说,林冲并不是在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那一幕之后才忍无可忍,逼上梁山。在林冲还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忍不住”的举动。砸了陆虞候家不说,还差点杀了陆虞候。若真的激情杀人而且杀的是朝廷胥吏,林冲的动静想必比鲁智深武松还大。
  到了沧州牢城营后:
  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 林冲只骂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应答。众人见骂,各自散了。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轻微。”
  林冲的这一忍透露了内心的微妙:林冲毕竟还是有身份的人。他明知潜规则如此,也明知柴大官人送的银子就是为了打点这些王八羔子,但却还是不愿一见面就把脸贴上去送钱,而宁愿等差拨一顿胖熊之后再赔笑送钱。也就是说,钱是被骂了才送,而不是自己主动奉上。虽然虎落平阳,但还是不能丢了身份。可以把林冲和武松对照一下:
  (囚徒提醒武松)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问道:“那个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拨道:“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到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碎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林冲与武松的差别在于,武松吃软不吃硬,你若蛮横,我偏不依。而林冲忍气吞声,你若逞凶,我只能就范。但他们相似之处在于,明知差拨胥吏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却就是不愿低下头颅主动送钱。
  我们可以再拿《武行者醉打孔亮》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对照一下:
  武行者偷眼看时,却是一瓮灶下的好酒,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武行者不住闻得香味,喉咙痒将起来,恨不得钻过来抢吃。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精肉来放在那汉面前,便摆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烫。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不由的不气;正是“眼饱肚中饥”,酒又发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来!你这厮好欺负客人!”
  武松的忍不住是一种豪气和诗意,林冲的忍不住却楚楚可怜。风雪山神庙后:
  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 老庄客道:“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那得回与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五碗与小人荡寒。”老庄家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 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 望老庄家脸上只一挑将起来,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焰焰的烧着。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老庄家先走了,庄家们都动惮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
  武松醉打孔亮,是为了解馋,林冲赶走庄家,只是为了御寒。一个醉意淋漓,口角噙香,一个是本能驱使,风雪侵衫。一个是杀人余兴未尽,一个是受侮余怒未完。一个打得潇洒,一个打得野蛮。一个向强者动手,一个向弱者挥拳。一个是生命的盈余,醉得妩媚,一个是生活的逼迫,冷得沉酣。一个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个是局促地偷生在人世间。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上穷碧落下黄泉。
  当然,林冲也有奢侈的时候。比如买刀时: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不仅对委屈忍不住,对所爱之物同样忍不住。这足见林冲的性情。只不过后面的故事,都是为了这性情付出代价。
  林冲的忍是有条件的忍。他在职场忍,在江湖却总是忍不住。《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中,陆虞候道:“兄何故叹气?” 林冲道:“陆兄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
  专栏作家王路先生根据林冲口无遮拦的特点,料定林冲在初上梁山之际在王伦面前也是如此。王路先生的热文《林冲之愚,武松之慧》写道:
  “王伦有本事吗?没多大本事。林冲有本事吗?他自以为有。在林冲眼里,王伦是小人吗?是。林冲愿意‘屈沉在小人之下’吗?不愿意。很有理由猜测,林冲同王伦喝酒时,喝到兴起,把这番肺腑之言又抛出来了……故而知道,林冲这一席酒,一番话,一首诗,把自己的上山之路堵得死死的。——梁山泊不怕你武功高,但不能不怕你有僭越的念头……且不论王伦,只论林冲上来就被王伦看穿,就足以说明林冲之愚。因为,不仅王伦看穿了他,后来山上的吴用,也一眼看穿了他。”
  此文旨在说明林冲没有机心和情商,总是被人一眼看到底。但我认为林冲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愣头青。林冲只是忍于职场,却不忍于江湖。只是他误把陆谦的家和梁山当作了江湖,却不知陆谦已经是林冲职场上的对手,而王伦即将成为林冲的领导了。
  江湖无处不在,职场亦无处不在。
  昆曲《林冲夜奔》有一句名言“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话很好地揭示了林冲的忍与不忍的辩证关系。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清代大诗人黄仲则看了《林冲夜奔》之后,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姑妄言之矣。又何论、衣冠优孟,子虚亡是。雪夜窜身荆棘里,谁问头颅豹子。也曾望、封侯万里。不到伤心无泪洒,洒平皋、那肯因妻子?惹我发,冲冠起。
  飞扬跋扈何能尔? 只年时、逢场心性,几番不似。多少缠绵儿女恨,廿以年前如此。今有恨、英雄而已。话到从头恩怨处,待相持、一恸缘伊死。堪笑否,戏之耳!
  好一个“今有恨,英雄而已”。电视剧里安排高俅被捉上梁山后,林冲必欲杀之,宋江层层设阻,林冲气得吐血身亡。这是电视剧对血性的革命的林冲的期待。而小说原著的林冲却让人失望。高俅被抓上梁山后“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面对仇人,小说中的林冲并没有电视剧中的血性复仇,而是变得敢怒而不敢行,直至最终被招安利用,最终瘫死于六和塔。梁山的造反生涯并没有增加林冲的反抗精神,反而让林冲知道,江湖也是职场,权力无处不在。持刀清算陆虞候的血气和棱角,已经消磨殆尽。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那雪下得正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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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5 10:57 | 显示全部楼层
11.【说西游】对“大闹天宫”的几种评价
“大闹天宫”是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孙悟空。对“大闹天宫”的评价,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据笔者了解,对“大闹天宫”的评价较著名的有“农民起义”说、“市井英雄”说、“追求自由”说、“童心”说、“篡逆”说、“奴性”说等等。笔者在这先分享一下各家观点,再谈谈自己看法。
“农民起义”说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代表人物是文学批评家、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先生。张天翼先生在《<西游记>札记》一书中指出:《西游记》“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而《大闹天宫》是现实社会中农民起义在小说中的折射反映。这一说法在当时广受认同,比如当时的青年批评家李希凡先生进一步认为“大闹天宫”是写农民起义,而“西天取经”是写不畏困难的革命精神,前后是一体两面。“农民起义”说作为反映论有一定解释效力,然而也有不自洽处,比如林庚先生指出,孙悟空并没有遭受天庭任何压迫,无所谓起义,而孙悟空单枪匹马独来独往,也和集体造反的农民起义不尽相同。
“市井英雄”说是“农民起义”说流行之际,林庚先生提出的不同看法。林庚先生认为,孙悟空代表的形象不是乡土中国的农民形象,而是新兴城市的市民形象。且不是一般市民,而是身怀绝技的市井英雄、江湖好汉。林庚先生还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与《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的神偷懒龙、《喻世明言》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七侠五义》中白玉堂闹东京做类比,认为他们“大闹京都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目的和结果”,而“博取个好汉的名头乃是第一要紧的。而既是好汉,也就不能被人看不起。”这些市井英雄的闹事,并不是为了特定的生存目的,而是发泄过剩精力的游戏,以及向帝王将相展示本领的荣誉感,比起“农民起义”说,实在是要奢侈许多。
“追求自由”说在共和国后三十年比较普遍,也是文学教科书采用的说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运用,也是其意识形态的产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先慎先生《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一文,指出:“(孙悟空)本来是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由天地之中,但他还要追求更大的自由,使他的个性得到更大的张扬更大的解放。”“大闹天宫,集中表现了孙悟空蔑视皇权和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追求自由”说与“农民起义”说的教条是一样的,都是离开文本语境,主题先行地为孙悟空代言。且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更大的自由”?何以“大闹天宫”就是“更大的自由”?何以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便不追求自由,不反抗等级制了?这些都是“追求自由”说没有回答和解释的。
“童心说”的历史比较悠久。明代思想家李贽便提出了“童心者,道心也”,“童心者自为文”的著名论断,并将其用于对《西游记》的点评中。(《西游记》有明代李卓吾点评本。然而此李卓吾是李贽本尊还是伪托,尚无定论。今姑以为二者是一人)比如第一回菩提祖师为孙悟空赐名解释“孙”字意义“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李卓吾点评道:“即是庄子‘为婴儿’,孟子‘不失赤子之心’之意。”林庚先生进一步发挥“童心说”,认为整部《西游记》乃是高于“神话世界”的“童话世界”,不仅孙悟空,里面的妖魔鬼怪也大都童趣盎然,没有机心。当代青年文献学家、《西游记》专家李天飞先生更是指出:“孙悟空一直活得很真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小朋友一样可爱,所以也难怪小朋友们没有不喜欢孙悟空的。他想要什么,就毫无顾忌地去要或偷——他真的不觉得那样不好;想反对谁,就真的抽出棍子就打。这条金箍棒,也正是他一颗真心的象征。”而“天界诸神,反倒喜欢把自己包裹在一层言不由衷的外壳里了。对他回护的,对他有敌意的,都不停地往他身上加各种理由!只要加以了一种理由,一种意义,就师出有名,或者招抚有方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将要做一件什么事,必先给自己找个理由。而且是很宏大的理由。然而这正是本心被掩盖的第一步——不愿直接面对本心。”真可谓空谷足音。
“篡逆说”之始作俑者乃是民国法学家萨孟武先生。其名作《<西游记>与古代政治》是一部借题发挥讨论古代政治的奇书。《孙行者大乱天宫》一篇写道:“孙行者亦有取败之道。他既已投降,籍名在箓,则与玉帝有君臣之义。臣篡君位,在吾国历史上固然不乏其例。然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室式微,君主失去权威;二是臣下建立武勋,苟能树奇功于异域,则人望已归,禅让之事更易成功。”“孙行者如何呢?玉帝尚为群仙尊敬的对象,孙行者固然名注齐天,官封大圣,然而未立大威于仙界,又未树奇功于西天,只因蟠桃大会未被邀请,冲冠一怒,只为佳酿,是直子公之流(《左传》中染指尝羹并叛乱之郑国贵族),何能博得群仙同情,其觊觎帝位,终归失败,可以说是理之当然。”道理虽对,但《西游记》本是神魔中事,以人间法则度之,只恐缘木求鱼。
“奴性说”极具颠覆性,让人耳目一新。此说倡自专栏作家陈思呈女士。其热文《孙大圣的奴性》中指出:“人们有时会以率真的名义去伤害别人,以至情至性来包装掩饰自私,或以单纯无邪的名义去获取别人的宽宥。相比而言,宛转和圆通,人性成本总是更高的。孙大圣运用的是一个低版本的人性,他确实常以单纯无邪的名义去获取别人的宽宥。定神细想,孙悟空是有奴性的。他动不动一句‘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气’,使他成为天地间最不羁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却正是孜孜于被别人承认,被体制收纳。最初,孙悟空在花果山的生活,逍遥快活,莫过如是。但孙悟空心心念念的,是被主流收纳、承认、看重。不是被压在五行山下才算‘失去自由’,自从孙悟空主流了、脱离妖精名号了,他就不再自由了。他为自己的妖精过往感到自卑。”有一种阅世颇深的老辣,和清新烂漫的“童心说”针锋相对。大家不妨见仁见智,各取所需。
以上是诸家观点,而本人则更认可“童心说”。童心的外延无限宽广,弹性也无限巨大。童心既是无善无恶,纯一无伪的纯真,又是可黄可黑,正邪两赋的歧异。以童心的名义做出的事,也往往具有超善恶的色彩,让人难以评价,不敢评价,只能被卷进庆祝无意义的狂欢。孙悟空大闹天宫是童心,宝玉摔玉踢人也是童心,李逵好赌嗜杀也是童心,即便曹操挟天子行篡逆,也是小阿瞒装病求怜之童心的延续。至于明武宗无道,而史书以“有童心”罪之,也是没有奈何的事。童心啊,你是那么的美好,又是那么的乖张,小神童属于你,熊孩子也属于你。你让人爱,也让人怕!多少真善美,多少假恶丑都因汝而行。最聪明的哲学家在你的面前也要失语,最严密的伦理体系在你的面前,也要“忽喇喇似大厦倾”。好你个童心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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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27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12.【说红楼】探春的“承包责任制”
  探春改革是《红楼梦》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老人与青年人的矛盾开始全面爆发。
  我们先来看看探春改革的内容:第一,将每个姑娘每月的二两银子油脂粉费免去,以免和二两月银重复浪费;第二,参考赖大家的花园管理模式,将大观园中的花园承包给婆子嬷嬷们,让她们的盈利除供给姑娘们的头油脂粉和瓶花、鸟食之外,剩余部分自己节留:
  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又在薛宝钗的建议下,婆子嬷嬷们的盈利,年终不必归账房重新分配,而是尽数自行支配。 “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
  这等于是向婆子嬷嬷们的一次大分红。婆子们自然皆大欢喜,普天同庆,大观园也开源节流,开放搞活。不仅缓解了大观园的财政紧张,也团结了大观园的大多数,“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其实,探春改革是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改革思路的再版:“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秦可卿认识到贾府虽然金玉其外,但却没有必要的内生循环机制来保障供给。王熙凤不能理解秦可卿的远见,她只知道通过放印子钱这些短平快的方式聚敛,却不晓得要实现大观园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大观园由消费型共同体向生产型共同体转变,以至最后终落入秦可卿担心的“典卖之弊”。是探春首先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对于大观园的重要性。然而秦可卿设想的垦荒式的营田已经不太可能,只能因陋就简地搞搞副业。但这毕竟将生产自救提上了日程付诸实践,可谓是空谷足音,春风化雨。
  然而探春改革与秦可卿方案还是有很大不同。秦可卿方案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常态化的内生机制,因为秦可卿死时,贾府尚不算拮据,所以也不急着兴利。而探春时代已经不同往日,贾府财政已捉衿见肘,竟至于贾琏让鸳鸯偷东西典当。所以,探春不可能像秦可卿方案那样细水长流贻厥孙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收益周期,来填补贾府亏空。基于此,探春才不惜冒着令人“见利忘义”的危险,利用物质刺激,搞承包责任制,让婆子们接盘。
  物质刺激产生竞争,改革便多了许多不可把握的因素。探春的“承包责任制”试水之后,大观园的花园山林便由公有财产变成婆子们的私有财产。原来姑娘们采花扑蝶、踏青游玩的花园,成了婆子们擅利营生的禁脔。“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有了“私有财产”,就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利益,就有了矛盾。而婆子们的收益绕开账房,等于是对资本失去了节制。而一旦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情感和法律了。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一回就是改革导致的一场闹剧。春燕的妈妈何婆子和姨妈自从承包了园林之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莺儿却顶风作案,为林黛玉折柳枝编花篮。何婆子和姨妈发现后,便爆出了一段串烧粗鄙话,指桑骂槐地打骂起了春燕。春燕一阵委屈,跑到了怡红院里找宝玉做主。丫头麝月给了何婆子一阵猛尅,又请平儿判决。平儿命将何婆子撵出,并打四十大板。婆子只能服软哀告,方才作罢。
  其实探春、宝钗、平儿等“改革三少”在召开改革会议时,也并非对此没有预料。宝钗说:“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然而宝钗的意见却被总设计师探春的自诉不幸引开了话题,话题再也没有兜回来。最终在凤姐的支持下,改革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然,设计师们还是希望改革能在她们的宏观调控中推进。比如承包给谁,不承包给谁,都需要盘算,免得所托非人:
  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辫成花篮葫芦给我顽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和我们莺儿的娘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事又甚妥。”
  宝钗认为叶妈既有专业技能,又老实可靠,让她老人家打理花草还是靠谱。但宝钗同时也清楚,假如叶妈不愿承包,把花园转包给别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自由放任,反正责任不在“改革三少”这里,“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探春对此也有预见:“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然而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也顾不得那么多。后来果不其然,叶妈不知为啥没有承包花园,花园可能是先转包给了莺儿的娘,最终转包给了春燕的娘——就是嗔莺咤燕那主儿。小说里虽未明示,但是从曹公总是拿莺儿春燕捉对儿写这点,可能有所暗示。
而《嗔莺咤燕》一回可谓在矛盾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承包花园的何婆子、夏婆子,一个是芳官的干娘、春燕的妈,一个是藕官的干娘、春燕的姨妈。在这之前,何婆子因为芳官不听她的安排,不愿用洗剩的水洗头,被何婆子一顿胖揍,俩人闹得天昏地暗,直闹到了怡红院,在宝玉和丫头们的主持公道下,芳官才赢回一点尊严。夏婆子之前因藕官烧纸钱而差点捅到上面,又是因为宝玉袒护藕官,才算拉倒。对何婆子、夏婆子二老,春燕在花园里就对莺儿评价过:“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并引用了宝玉那段名言:“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红楼梦》里,青年人与老人的矛盾可以说是仅次于阶级矛盾的“次要矛盾”。老人贪婪,青年纯真,老人鄙陋,青年粹美。老人打压青年,青年反抗老人,“代际排斥”乃是韦伯所谓“社会排斥”中最顽固的排斥。而探春改革则让两者之间的隐形矛盾在利益的诱发下释放和激化。
  斗争开了口子便收不住。夏婆子之后又借茉莉粉事件,终于向赵姨娘告了藕官烧纸的恶状,怂恿赵姨娘“扎个筏子,把威风抖抖”,逗得赵姨娘恶向胆边生,把芳官编派了一顿,这下却挨“粉头儿们”的一顿围殴,直到探春出面,一顿好剋,才把赵姨娘打回原形。可以说,这一轮斗争中,赵姨娘扮演了老人的代言人。一方面,赵姨娘毕竟是姨娘,还是属于主子阶层,另一方面,赵姨娘在主子里身份卑微,在太太小姐们面前充满自卑和嫉妒,和嬷嬷们自然同气相求。年龄是赵姨娘和嬷嬷们共同的资本。贾府作为“虽有贵者,以齿”的宗法共同体,年龄的差序格局给予了婆子们超越其地位的优先性。赵姨娘和婆子们的老脸,有时候还是可以刷一下。
  改革是体制内的修补,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体制内的阻力。所以,改革需要依靠老人,正如革命需要依靠青年。换句话说,改革往往牺牲青年,正如革命往往牺牲老人。“(婆子们)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糟蹋。”所以说改革常常只是老人的红利,却是对青年的另一种剥夺。所以历史上改革如火如荼之日,就是革命暗潮汹涌之时。探春自己就是青年,且受了刁奴欺幼主的不少闲气,但她能够从大局出发,放下私怨团结老人,说明她还是具备广阔的政治家胸襟。但是改革的走向是探春也无法预料和掌握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改革不是革命,它不是驯服欲望,改造人性,而是释放和利用人的趋利性来兴利生财。探春的改制,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却徒然惹得大观园鸡飞狗跳,浊臭逼人。
  《寿群芳怡红开夜宴》是造反小将们的一次聚首,也是青年们最后的晚餐。在这前后,“代际排斥”这根弦已经绷得剑拔弩张。玫瑰露事件,虽然被宝玉顶包,平儿摆平,但五儿的被拒也说明了老人们开始从顶层找到支持,并结成一个封闭的联盟阵线,压缩青年们的空间,直到最后抄检大观园的白热化,王夫人、王熙凤和王善保家的一起对青年们来了一个大反扑。王夫人成为了老人们的代言人:“不然(五儿)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不知又做出什么事来。你连你的干娘都欺负倒了,岂止别人?”反扑的结果是司琪被撵、芳官、四儿、晴雯被清算,竟至于宝玉再次大声疾呼:“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和春燕的控诉遥相呼应。而“改革三少”中的宝钗苦于大观园的窝里斗而搬家走人,探春被搜身受辱,终于忍不住给了王善保家的一个大耳刮子。“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然而探春是否想到,造成老人和青年乌眼鸡般内斗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自己一厢情愿的兴利之举。
  理论上来说,任何改革都应该两条腿走路,平衡老人和青年,坚持两手抓,兼顾人心和利益。但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事如醉汉,扶得东来又西倒。“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想补天。”探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补天者。曹公的矛盾就在于既寄情于反抗的青年,又同情“补天”的志士,既要“革命”,又想“补天”。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终究会老,何况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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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9 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说三国】诸葛亮”肃反“
这里说的诸葛亮“肃反”,倒不是指七擒孟获或者计除魏延。这里的“反革命”指一个团体,笔者姑且称之为“益州系”。
众所周知,益州刘璋在张松的建议下邀请刘备入蜀拒曹。这一邀可谓送货上门。刘备在取蜀的既定方针下,反客为主拿下益州,刘璋归为臣虏,刘备奄有荆益,开辟了西蜀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刘璋的益州旧部自然也被刘备收编。这些原来归属于刘璋,后来整编于刘备的官僚群体,笔者称之为“益州系”。相应地,鸠占鹊巢的刘备一系,因为主力是荆州旧部,暂且称之为“荆州系”。
然而整编之后的“益州系”是否与刘备同心同德,是否愿意输诚尽忠呢?答案其实并不明朗。此时的西蜀已是“荆州系”和“益州系”共存的跨体系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蕴含了某种紧张。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将“益州系”和“荆州系”的紧张看作是“新人”与“旧人”的紧张。其实自古以来,只要是发生迁徙或占领,只要是两种不同身份、不同认同的群体在同一片土地上并存,就难免发生矛盾。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史研究挖掘了南渡侨族与江南土族之间的分分合合。田余庆先生或是继承了陈寅恪先生的路径,将“益州系”与“荆州系”的矛盾视作世居土族与外来侨族之间的矛盾,也可谓别开生面。
当然,矛盾不一定表现为剑拔弩张的斗争、海水群飞的叛乱,矛盾更经常地体现为暗潮汹涌的不合作,阳奉阴违的拆台,外宽内忌的腹黑,推倒油瓶都不扶的观望。而矛盾的根源也不仅仅是“非我族类”的社会排斥律,而更多是路线的分歧,信念的对立,对共同体前途的想象规划的差异。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同一屋檐下的也常常是肝胆胡越的路人。简单说来,“益州系”的政治诉求是守成。他们只想偏安于世代所居的西蜀故地。做稳割据诸侯便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系”却自觉担起了整顿乾坤的使命。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雄踞一方,做土皇帝了事,而是“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后出师表》),而今迈步从头越,以益州为起点,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北伐。(从这个意义而言,“王业不偏安”一语或恰恰是针对“益州系”)
然而对于“益州系”来说,北伐并非值得奋斗的事业。虽然刘璋也姓刘,但刘璋并没有因为是刘家人就担起兴刘的责任,而是把天府之国作为自己的刘家府,对刘姓天子揖而不拜。“益州系”在刘璋的既定政策下自然主张偏安。相反,“荆州系”致力的北伐,其风险和成本都过于高昂。动用天府之国的人力物力不说,搞不好会连西蜀的家底都输掉。或许在“益州系”看来,“荆州系”赌上西蜀来北伐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输掉了西蜀就等于输掉了一切。西蜀本位的保守主义路线和中原指向进取主义路线便成了横亘在“益州系”和“荆州系”之间的豁口。所以,尽可能地阻挠北伐,便是他们的自然反应。
“益州系”阻挠北伐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李严案。
《三国志·李严传》记载:
诸葛亮军出祁山,严改名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量不继,平遣狐忠喻指,呼亮来还,亮退军,平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平违错,谢罪。于是亮表平废为民,徙梓潼郡。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这是一件挺蹊跷的事情。李严本是诸葛亮北伐的粮草官。但遇到了雨天,粮草无法如期运到前线。李严于是假传上谕让诸葛亮退兵,以逃避自己运量失期的罪过。但诸葛亮回军之后,李严却佯装惊讶,问诸葛亮为何在补给充足的情况下退兵。当然,李严的伎俩并没有瞒过诸葛亮。诸葛亮将李严在这件事上的书信出示给他看,李严无言以对。诸葛亮将李严贬为庶人。
田余庆先生认为这件事情“难于置信”,并进一步推断这件事情只是诸葛亮扳倒李严的借口。田先生分析,李严在刘备入蜀后以都护屯江州,“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一方面,李严得此要职是因为刘备试图笼络并稳住益州旧人,使其不至于因不满新人而旁生不测,而另一方面,刘备也让诸葛亮与李严同受顾命,将李严置于诸葛亮的掣肘之中,久而久之然必造成李严的不满。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不在于运粮事件,而早在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李严抗命,便埋下了日后的种子。
因为将二者的矛盾锁定在新人与旧人之间的矛盾,田余庆先生才得此结论。其实,新人与旧人的矛盾固然是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但它的内涵却十分空虚,仿佛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而只有将它落实为路线之争、理念之争、诉求之争,得出的结论才会具体一些。
笔者认为,李严兴废并不像田余庆先生翻新的那样,是由于妄图分庭抗礼,不听调遣。当然,另立中央的野心,李严未必没有。但还是应该将此置于“益州系”既定路线的整体之下。不管是另立中央,还是运粮失期,都可视作是“益州系”反对北伐的表征。李严事件的实质,是“益州系”对北伐的故意阻挠。李严失期运粮,是否有故意的嫌疑,我们难于作有罪推定。但即便李严失期延误是过失犯罪,其后的主动出击挤兑诸葛亮,则坐实了“益州系”对诸葛亮骨子里的不合作。田余庆先生对“益州系”这种骨子里的排斥非常敏感,并举了一系列旁证,比如廖立事件、来敏事件。但廖立、来敏事件属于一般性的利益冲突,还没有上升到路线之争。且不仅发生在荆益两系新旧阵营之间,也发生在“益州系”内部(比如廖立排斥李严,来敏排斥董和,都是“益州系的内斗)。如果将李严和廖立、来敏并案,反而失去了其更加丰富的意涵。
而可以和李严事件并案的,笔者认为另外三个事件更合适,一个是黄权降魏事件,一个是费诗忤旨事件,一个是谯周请降事件。黄权是最早拒绝刘备入蜀的刘璋旧部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新旧之间必然产生矛盾:“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后来的历史被黄权不幸言中。当然,黄权与世俯仰,做了刘备之臣,但在刘备兴兵伐吴之际,最早提出异议的也是黄权:“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权降于魏”黄权劝阻伐吴,其理由和“益州系”阻挠北伐大抵相同,均是害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会动摇西蜀的国本,将“益州系”世叶的家底都输掉。黄权降魏后,刘备叹道:“孤负权,权不负孤。”刘备并没有把黄权看作自私鬼怕死鬼,相反,刘备也知道黄权的劝阻同样是出于公心。只是自己辜负了黄权的公心,也就不好指责别人了。“先主薨,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倒是有几分孤臣孽子之心。
费诗事件大致是取得汉中之后,群臣劝刘备称汉中王,费诗站出来劝阻,说:“今天敌未克,而先主自立,恐人心疑惑……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于是失去了刘备的信任,被降职。这让人想到了荀彧反对曹操加九锡而被赐死。当然,刘备宽仁,没有杀费诗,但这足以说明益州旧部对刘备集团的某种拒斥。而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猜想,刘备欲王汉中,说明了刘备已经将大本营北移,刘备的野心不在西蜀一隅而在中原。而坚持西蜀本位主义的“益州系”看来,刘备将重心北移无异于弱化了西蜀的地位,所以即便称王,也应该王于成都而不是汉中。这或许也是费诗忤旨的另一个隐微原因。
而“谯周请降”大概只是一句话的事。“景耀中,魏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后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莫若降魏。’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不动兵戈,休养生息是“益州系”的一贯主张。即便是国破之际,谯周依然坚决贯彻这一主张,而不惜“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语)的千古差评,也不能说是毫无诚意和成本的自我保全。
回过头来看李严事件,我们会发现《三国志·李严传》的尾巴非常耐人寻味。“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注重动机的挖掘,是中国史书的传统。《李严传》的这个尾巴,许是为李严的动机做一个春秋笔法的辩护。李严希望诸葛亮为自己复职,大抵是因为李严相信诸葛亮一定会明白,自己阻挠北伐,并不是给诸葛亮下套使绊子,并不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加害于诸葛亮,而是出于为西蜀前途安危着想的公心。李严或许希望诸葛亮能明白,自己把诸葛亮从前线调回,只是为了让他回来做西蜀的太平宰相,让西蜀休养生息,免于兵燹。李严或许看到刘备最终能理解黄权、原谅黄权,便相信诸葛亮最终也一定能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而,李严有公心,诸葛亮同样有公心。李严的公心有多宽广,诸葛亮的公心就有多博大。诸葛亮断然不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而有所陟罚臧否。即便李严对诸葛亮没有图谋,诸葛亮也不能再次启用李严,因为李严反对的是北伐大业,反对的是诸葛亮隆中对的许诺和希冀,反对的是先帝念兹在兹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反对的是刘备孔明君臣鱼水的初心。
不忘初心!
苏轼在《诸葛亮论》中说道“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对“益州系”的打击和抑制,让我们看到诸葛亮权变的一面。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实政治也必须去担荷人类罪恶、残酷和粗鄙。正如,琅琊榜》里梅长苏所说“那些阴暗的,沾满血腥的事我来做好了。”而诸葛亮能做的,或许只有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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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27 09:12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水浒】生辰纲到底该不该劫?
  前段时间,中学语文课本中《拳打镇关西》被《智取生辰纲》替换,引起社会热议。其实,《智取生辰纲》比《拳打镇关西》在“革命性”上要强得多。而在物权观念深入人心,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生辰纲该不该劫,仿佛已经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了。
  《水浒传》里,劫生辰纲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不义之财,取而何碍”。这一理由最早是刘唐提出来的:
  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倘蒙哥哥不弃时,献此一套富贵,不知哥哥心内如何?
  刘唐的理由其实有三点。除了明显的“不义之财,取而何碍”的“天理”之外,还有两条潜在的理由:其一便是去年生辰纲曾被人劫过。别人做得,我们更做得;其二便是晁盖是个义人。正义之人必能做正义之事。
  后面的故事里,“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成了反复出现的主导动机。晁盖向吴用转述时说道:“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吴用说三阮:“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劝说晁盖:“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聚义宣誓时说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
  公孙胜与其他七人之前并未通气,故“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应是他们之间不约而同的共识。而白胜因为并没有与大家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参加宣誓,只是被拉进来干活,所以最后叛变了革命。
  吴用说三阮入伙之前有一段小插曲:吴用要十四五斤的鱼,三阮抱怨道大鱼都被梁山泊霸占了水域垄断了,三阮生计艰难。这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吴用见此情景,顺势以“图一世快活”动之。道义是写好的剧本,“快活”则是即兴的现挂。另一种可能就是吴用明知三阮只是渔民,现世安稳便是他们的最大追求,所以有意要大鱼而不得,激起他们改变生活的热望。道义的说辞只是幌子,“一世快活”才是压轴。
  综合上述,劫生辰纲的理由里,除了道义上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外,还有一系列潜在的理由:图一世快活、人有我有、不取白不取。当然,“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始终处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晁盖等人眼中的“不义之财”,是不是就“取之无碍”呢?
  我们不妨先从古代西方的一个故事里,看看西方哲人是怎么看待类似事件的。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叫色诺芬,他曾在邻国波斯做过雇佣军主帅,并写了一部关于波斯先王的故事《居鲁士的教育》,其中有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孩子穿了一件小衣服,而一个小孩子穿一件大衣服。于是,大孩子就把小孩子的大衣服扒了抢走,而把自己的小衣服给了小孩子,自己穿上大衣服。两个孩子争了起来,并找了当时还是青年的先王老居鲁士裁决。老居鲁士认为大孩子做得对,因为这样两个孩子都得到自己合适的衣服。但是老居鲁士的师父却把老居鲁士训了一顿。师父认为,这样的裁决是错误的,因为“合乎礼法的才是公正的,而超越礼法借助暴力那就是卑鄙。”(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小孩子得到小衣服,大孩子得到大衣服,这确实符合“各得其宜”的自然正义。但是,帝王师却认为,即便是自然正义,也要受到人间礼法的约束,否则“自然正义”将危害人间的既定秩序。可以说,自然正义追问的是人的“应得之物”,而人间礼法保护的却是人的“属己之物”。帝师看来,即便一个人应该得到某物,也应该在符合礼法的前提下获得。帝师秉持审慎的原则,在未来的帝王面前教诲其要尊重既定的礼法,具体地说是要尊重既定的物之归属,而不必人为地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这和现代物权观念是两回事。现代物权观念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而不是礼法,“属己之物”就是“应得之物”,是用“物权”替代“礼法”。这与帝师的礼法至上大异其趣。
  帝师面对的是帝王,而治国是实践的事情而不是理论的事情。在政治世界,虽然各得其宜是理论上应该追求的正义,但现实中假如一味地追问什么是“应得”并付诸行动便会造成纷争。晁盖七人正是认为生辰纲是弟兄们的“应得之物”,才铤而走险。当然毕竟生辰纲是不流血的智取。假如为“应得之物”而杀人流血,那将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正义不应该追问,应得之物不应该追求——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这种追问自然的哲人生活威胁了雅典的礼法才被处死。但追问自然和“应得”只应该限制在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之中,而不应该付诸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取生辰纲”在理论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在现实中却并不可欲。
  再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起古希腊哲人重视外在的正当性,中国哲学更重视内在的正当性,那就是内心的“诚”。古人认为好的动机便能够保证好的行动,而坏的心理即便是隐而未发也要受责。孔子作《春秋》就有“重意”的义例,推求每一件历史事件背后的心之本源。到了汉代董仲舒以《春秋》决狱,便以 “原心论罪”为原则,类似我们说的“诛心”(当时叫“诛意”),以动机而非以效果定罪。比如一个大臣对皇帝动一动嘴唇,便成了心怀不满而获罪,而一个青年在械斗中误伤其父,按律当诛,但董仲舒认为此人没有犯罪故意而理应获免。重视动机意义上的辩护或归罪,是中国古典律法和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不能说没有现实基础。孟子有一句名言:“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伊尹是商朝开国名臣。国君太甲荒淫无道,伊尹便将太甲软禁在桐宫,自己亲自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才还政于太甲。那么伊尹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犯上作乱呢?孟子非常高明地把这个问题说圆了:有伊尹这样公忠体国的精神和一心为公的志向,做这样的事情是没问题。但假如没有这样的心,做这样的事就是篡逆。
  如果放在中国的评价体系,不妨这么说:“有替天行道之志则可,无替天行道之志则窃也。”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倪匡科幻小说里的思想仪,可以精准测量人的动机。而如上所述,劫生辰纲的义举除了因为它是“不义之财”的主导动机外,还有图一世快活、不取白不取等等不能放在台面上的理由,其行为已具备复杂的多义性,单纯的“原心”“诛意”很难把握这种正邪两赋的状态。
  其实,讨论“应不应该”应该放在具体条件下。任何“应然”都应是有条件的应然。这虽然是轱辘话,然而这也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和理论滥用。劫生辰纲虽然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正如《水浒》专家王学泰先生说的:“这个‘不义’到底由谁来确定?当然是由劫掠者来确定的。这就造成了他想劫掠谁,谁的财货就属于‘不义’。这样的说法是劫掠者扩大了反社会活动的整体性,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害者。”即便晁盖吴用是识得何为正义的哲人,他们也无法保证劫掠的正义,因为理论在实践中往往会走样。何况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个团队里不可能人人是正心诚意的义士哲人,也有投机革命的人,别有用心的人,稀里糊涂卷进去的人。否则白胜也不会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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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7 0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备借荆州真的是“老赖”吗?
文/邢哲夫

    俗话说“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刘备俨然一个厚颜无耻的角色。然而“刘备借荆州”这一说法经得起推敲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荆州。可能不少朋友受到当今“X州市”的影响,会以为荆州是一个类似广州市、福州市的地级市。其实历史上绝非如此。“州”在东汉末属于高级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东汉末行政区划分为三级:县级政区(县)、统县政区(郡)、高级政区(州)(三级名称按周振鹤先生的提法)、大致对应于现在的县、市、省。(而《三国演义》里“六郡八十一州”的提法,把郡的地位置于州上,显然是对当时情况的颠倒)。东汉末,国内分十三个监察州。而南方因开发程度较低,故州的数量少于北方,而面积则比北方诸州更大。东汉末的荆州,下辖南郡、南阳、江夏、襄阳、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八郡。及至三国鼎立时期更是划为22个郡,其中魏国占7郡,吴国占15郡。当时的荆州乃是一个北至今河南、陕西南部,南至今广西、广东北部、湖南南部的巨大区域。

    既然荆州如此巨大,那么它也绝不是铁板一块。曹操、刘备、孙权三股势力在这块土地上的激荡风云,使得这块土地上“城头变幻大王旗”。荆州的格局,也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之间摆动,直到三分归晋之后才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东汉末董卓之乱后,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赵翼《廿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说“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正是指此。刘备此时依附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7月,曹操南征刘表。刘表是年病死。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尽得荆州人才,并派人追击逃往江陵的刘备。刘备转投孙权,拉开了孙刘抗曹的序幕。

    应该说,刘表死后到赤壁之战前,荆州实际上为曹操所控制。赤壁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曹操虽然败逃,但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荆州南郡的江北部分)、乐进守襄阳。襄阳作为荆州一郡,以后便一直归曹氏直到魏亡。而周瑜急攻江陵,胜算极大。此间刘备便连忙向汉献帝表奏刘表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为什么?因为荆州一直都是孙刘两家都想占领的战略要地,而此时荆州尚不知鹿死谁手。周瑜假若占了整个南郡,便等于是扼住了荆州的咽喉。刘备摘不了桃子,便只能搬出荆州老领导的公子来压东吴,用名分对抗实力。

    刘琦做了名分上的荆州牧后,刘备也没闲着,而是领兵攻打荆州的江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演义》里关公长沙战黄忠、赵云力拒寡妇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段时期。江南四郡为刘备所得。注意,江南四郡也属于荆州(只不过是荆州较落后地区),而四郡都是刘备真刀真枪一手一脚地打来的,且原本就是曹操的势力范围(《演义》里借桂阳大将陈应骂道“我等只服曹丞相,岂顺刘备?”暗示了荆州的归属)。刘备得四郡,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名正言顺,根本不存在借不借,向谁借的问题。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周瑜夺得了江陵(南郡北岸地)。整个江陵都归了东吴。孙权急任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时荆州牧刘琦也不早不晚地死了。而这下孙权居然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就是表奏刘备为荆州牧。为什么这样?《演义》借顾雍之口,说这是为了迷惑曹操,让曹操以为孙刘有金石之盟,不敢南下,也是为了让刘备处于荆州牧这个风口浪尖,成为曹操的靶心。而《演义》又借曹操谋士程昱之口演义了一番:“丞相今表奏刘备为南郡太守……瑜必自与刘备为仇敌矣。”《演义》里变成程昱建议曹操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把刘备周瑜关在一个笼子里二虎相攻,让省委书记和省城的市委书记的“沙李配”变成“沙李怼”。其实综合一下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链:孙权既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又任周瑜为南郡太守,一是为了让二者互相制约,孙权既不放心周瑜也提防刘备(孙权对周瑜的戒心,可看拙文《也谈周瑜之死》),二是为了给刘备这个必将会坐大的天下英雄掺沙子上眼药。但是搬石头难免砸自己脚。既然孙权要表奏刘备做荆州牧,在名分上就是把荆州送给刘备了。“借荆州”岂不是自相矛盾?(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孙权传》“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资治通鉴》则记载“权以备领荆州牧。”似乎《三国志》以刘备为自立荆州牧,《通鉴》以为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牧。本文取《通鉴》说。)

    当然,所谓“借荆州”也并非没影的事。但真正名义上的“借”,只是荆州南郡以北的江陵部分(也是南郡的治所所在)。前面说到,长沙、桂阳、零陵、武陵这些荆州的江南四郡是刘备亲手打下来的,不是借。而周瑜也确确实实打下了荆州的心脏南郡。而这个时候东吴将南郡的长江南岸地带给了刘备,作为孙刘联合的报酬。刘备将其改名公安。后来刘备嫌少,于是向孙权开口,问能不能多给点,孙权便把南郡江北部分也就是江陵“借”给了刘备。孙权尚有荆州江夏郡,曹操则占有襄阳、南阳郡。荆州一分为三。

    那么,东吴那为什么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南郡借一送一,笔者在这里略做分析:

    《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有趣的是裴松之注引用了《汉晋春秋》的一段“: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里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借南郡以北给刘备是鲁肃的意见;第二、曹操知道孙权借(或送)给了刘备几乎整个南郡,便大吃一惊。为什么鲁肃愿意大手一挥借或送荆州(江陵)给刘备,为什么曹操害怕刘备得到荆州(江陵)?很简单,因为江陵是曹操与孙刘集团的边地。江陵往北,便是属曹操的樊城、襄阳,再往上便是宛城、洛阳,直至曹操的大本营。江陵属于谁,决定了曹操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曹操南下计划是否可以顺利实现(当然曹操南下不止这一条路,还有淮南)。

    而对于孙权来说,借荆州(江陵)给刘备也很难说是太大损失,相反还符合孙权的“国家利益”。鲁肃在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时说:“将军虽英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习凿齿《汉晋春秋》)显然是想利用刘备为孙权守住东吴的北大门。因为如上所说,荆州是曹操南下的第一道坎、是曹孙集团交兵的前线,而孙权对曹操的抵抗力,恐怕不容乐观(从后来合肥、濡须之战孙权败绩之惨,险些丧命并且后来主动请降可知)。从气质上说,孙权本是偏安之主,而刘备才是进取枭雄。而刘备镇荆州(江陵),等于是“帮”孙权守住了北大门(而从后来关羽进取樊城的态势看,刘备确实配得上荆州)。赵翼《廿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说道:“破曹后,备诣京见权,权以妹妻之。瑜密疏请留备於京,权不纳,以为‘正当延挈英雄。’是权方恐备之不在荆州以为屏蔽也。”其实不仅孙权嫁妹是为了借刘备“以为屏蔽”,将南郡北岸要地“借”与刘备更是如此。所以两家只要不撕破脸皮,刘备“借”荆州倒不失一种合理分工。或许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协辅,与之同仇”),所以鲁肃才大手一挥把荆州(南郡)“借”给了刘备。

    其实,荆州在赤壁之战之前,就是孙刘两家的战略目标。鲁肃的“汉中对”也和诸葛亮一样同样提出了三分天下的设想,也同样点出了荆州的战略地位。所不同的是,鲁肃认为“鼎足江东”已经是最好的情况,荆州的意义仅在于作为东吴的腹地和战略纵深(“沃野千里,士民殷富,此帝王之资也。”)。而诸葛亮则知道刘备志不在此,北伐才是最终目的,而荆州正是北伐的起点之一(另一个起点是益州)。另外,孙权奄有江东,荆州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刘备目前一无所有,荆州不啻是第一桶金,必须紧紧抓住来扩大再生产。所以,荆州(南郡)对于孙权,只是作为自己的腹地,而对于刘备,则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争天下起点。总之,赤壁之战改变了荆州之于两家特别是东吴的意义。东吴与曹操结了梁子,荆州(江陵)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了马其诺防线,而赤壁的胜利又不可复制,于是干脆顺水推舟“借”给刘备。而刘备也不会想到荆州会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虽说有吃人嘴软之嫌,但毕竟你情我愿,合作双赢。

    而后来的争夺,刘备取得益州之后,孙权派人向刘备取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刘备不答应,几番交涉,才以湘水为界,长沙、桂阳归孙权、零陵、武陵仍归刘备。孙权此次索取荆州,并没有索取南郡特别是“借”出去的江陵,而只是索取江南三郡,可见孙权似乎有意让刘备继续替自己扛住北大门,自己要的只是一些腹地。这种“分工”直到吕蒙为都督之后才有改变。随着刘备力量不断壮大,吕蒙认为刘备对东吴的威胁开始超过曹操,因而主张夺回整个荆州。而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吕蒙白衣渡江、关羽大意失荆州。其实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吕蒙的战略思维也未必正确。刘备对东吴的所谓威胁,其实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况且吕蒙得到孙权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战略英明,而是孙刘交恶的意气之争(关羽拒绝孙权联姻并破口大骂,孙权面子上挂不住);关羽久攻樊城,荆州空虚,也让孙权觉得荆州不取白不取;而孙权以夺荆州自媚于曹操,更是一副很low的德性。而后来刘备被惹毛并兴兵伐吴,仗还没打孙权就愿意归还荆州,可见荆州对孙权的重要性以及孙权对荆州的控制力,实在是有限得很。

    综上所述:首先、荆州本来就不属于孙权,无所谓“借”;第二、刘备并没有囫囵个地吞下荆州,而是从曹操(至少是亲曹势力)手中打下荆州江南四郡,并获得了南郡南岸地作为孙刘联合的报酬。刘备“借”的只是南郡江北的江陵一带;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刘备“借”荆州(江陵)不但没有给孙权带来损失,反而替孙权挡住了曹操。孙权抛出“借荆州”的政治修辞,一是因为荆州(江陵)虽不属于孙权,但对东吴有一定战略作用,是东吴争取的目标;二是有意给刘备制造道义包袱,明明是江陵弹丸之地,偏偏说成是偌大一个荆州,其目的在于把刘备把刘备架在火炉上烤,让刘备成为世人眼中的“老赖”。然而历史或许不是人民写的,但至少是文人写的。而只要是有是非之心的文人,都不会肯定孙权的强盗逻辑。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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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6 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荀彧的身上为什么有异香?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记》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刘弘的人喜欢香,即便上厕所也要备上香炉。一个叫张垣的人嘲笑道:“人们都说您是俗人,真不是讲假。”刘弘说:“您没有听说过荀彧荀令君吗?他身上有异香。在一个席子上坐过,席子上的香气仍然三天不绝呢。你为什么反感我的爱好?”张垣继续毒舌道:“您没有听说过东施效颦的故事吗?东施学西施捂胸皱眉,路人吓得都跑了。您想要吓跑我吗?”刘弘无言以对。

这就是著名的“荀令留香”的故事出处。荀彧身上的异香,再加上他的美男子身份,让后人传颂不已。比如唐代李颀诗“顾眄一过丞相府,风流三接令公香”、纳兰性德《沁园春》“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其实,要读懂一个故事,既要理解故事中的人,也要理解讲故事的人。故事反映的既是主人公的灵魂,也是讲故事的人的灵魂。那么荀令留香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讲故事的习凿齿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荀彧是东汉末名臣,出自东汉末士族大家颍川荀氏。早年曾投靠袁绍,后见袁绍难成大业,于是转投曹操。但荀彧投奔曹操并非只是因为曹操是一支“潜力股”,而是因为曹操的实力足以终结群雄割据的局面,实现汉家的统一。荀彧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汉室。当然,荀彧深知,曹操也绝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一只养不熟的鹰犬。但要完成匡扶汉室、肃清天下的理想又必须依靠曹操这样的铁血军阀。这就是荀彧内心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以死的结局爆发。这是后话。

在曹操准备迁汉都于许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荀彧向曹操做了一次进言。荀彧的进言非常有意思,先是举了刘邦为义弟报仇、晋文公为周襄王靖难而诸侯归心的故事,希望曹操也能效仿。然后又肯定了曹操“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并希望曹操“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荀彧的修辞充满了智慧。他知道曹操的目的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荀彧依然希望天子的主权者身份依然能约束曹操。迁都许昌这件事,荀彧试图将它从曹操本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转换成汉室本位的“奉主上以从人望”。这就好比荀彧利用曹操扩充地盘来实现汉室统一的理想。虽然荀彧这样想,但对曹操建言之际却显得处处是为曹操着想。而荀彧对曹操的赞美,实质上都只是隐微的规谏。这类似心理学的“良性暗示”。所以荀彧不吝“心无不在王室”“ 秉至公以服天下”这些溢美之词,都只是希望曹操真能像他赞美的那样,廓然大公,心系汉室。

官渡一战,曹操在不利的情况下意欲退兵并致书荀彧,荀彧为曹操分析了情况,并鼓励曹操继续相持拖垮袁绍,伺机决战。这里的问题是曹操帐下智者如云,为什么不远千里咨询荀彧。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时荀彧已是汉室的尚书令,在名分上可以代表汉室的态度。而曹操与袁绍的战争也并非一般性的争夺地盘。因为在之前讨伐董卓时,袁绍曾与韩馥密谋立刘虞为帝,这无疑是袁绍不臣于献帝的黑历史。曹操打袁绍,当然要利用这一层矛盾为自己增强合法性。而另一方面,曹操对荀彧也是一种拉拢。曹操既然惜荀彧之才,当然希望荀彧真正效忠的是自己而不是献帝。但荀彧毕竟是献帝亲授的尚书令,名分上属于王室而非军府。所以曹操不惜千里问计,是想要显得对荀彧欣赏和重视。

曹操对荀彧的拉拢,在其亲自向献帝上表为荀彧请增封邑这件事上更是表现无遗。荀彧再三辞谢,恐怕并非虚礼,而是确实不愿接受曹操拉拢。建安十一年,曹操又试图授予荀彧正司一职,荀彧托侄子荀攸推辞,“至于十数,乃止。”如果说再三推辞是做做样子,那么推辞了十多次,且委托与曹操关系密切的侄子荀攸推辞,就只能用拒绝合作来解释了。(荀彧荀攸叔侄为何各自忠诚于敌对的两家,笔者认为大概是因为出于维护家族利益而形成的一种默契和平衡,以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谁赢谁输,都不会一锅端。就好比诸葛三兄弟各自效忠魏蜀吴。)

而曹操对荀彧的嫌隙或许就是在这次被拒之后已然种下。建安十九年,大臣董昭试图表奏曹操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皇帝“赏赐”象征权力的九种器物。而“赏赐”无非是被勒索的破财免灾。加九锡意味着问鼎天子,下一步就是取而代之了。或许是明知荀彧对汉室忠诚,所以董昭(其实代表曹操)有意咨询荀彧的意见,引蛇出洞。果不其然,荀彧立马劝阻:“曹公本是兴义兵匡扶汉室。虽然功勋卓著,又怎么能背离初心,舍弃忠义?您若是敬爱曹公,就应该爱人以德,不要陷曹公于不义之地。”果然,荀彧的劝阻彻底地唤起了曹操的敌意和杀心。(其实在这之前,曹操试图恢复大禹时代“大九州”的建制,这显然是以大禹这样的帝王自居。面对这一僭越意图,荀彧再次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分析此举之蔽,使得曹操欣然放弃。可以猜测,荀彧对于曹操的僭越肯定是腹诽而面从。只不过荀彧再一次迂回劝阻,表面上为了曹操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汉室的权威。只不过这一次敷衍了曹操,但矛盾迟早要爆发。与狼共舞,终究是与虎谋皮。)

曹操又想了一条诡计,求天子在自己南征孙权之际让荀彧随军出征。这一方面固然是拿天子重臣作为手中的一张黑桃K,但更重要的是曹操已经知道了荀彧对汉室的死忠。如果荀彧像西汉的晁错那样在皇帝耳边建言削藩,或者有其他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行动,那无疑是一枚定时炸弹。所以首先要分离汉献帝与荀彧,砍断汉献帝一条臂膀,其次便是对荀彧下手。而汉献帝也并非白痴。他似乎察觉了曹操的意图,于是马上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并且持节随军。这些都表明汉献帝试图以荀彧作为监军,特别是让荀彧“持节”,貌似是给荀彧某种特权。而这也是傀儡的汉献帝弱弱地向曹操宣示主权。这当然违忤了曹操的意图。可以说,荀彧已经成为了曹操与汉献帝博弈的一个棋劫。曹操想离间荀彧和献帝,不为我用,即为我仇。而献帝也希望荀彧来监视和限制曹操。在这种僵局下,曹操不得不做出下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曹操在荀彧随军的途中,命人送给荀彧一盒食物。荀彧打开盒子,居然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荀彧知道了曹操的意图是让他死——笔者从小到大都没有搞明白一个空盒子是为什么就暗示了死亡,难道是赵本山小品《心病》里“这个小盒才是你永远的家”,然后范伟“嘎”的一声抽了——直到后来看到一种说法,说空盒子暗示汉禄已经食尽了,汉家已经发不出禄米了,也就是暗示了汉家的气数已尽,我曹操取而代之已成定局,你荀彧看着办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然而笔者查阅了各种资料,都没有找到这一解释是谁提出的。在此致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曹操送空盒的意义就不是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的“隐其诛”(不直言地命令荀彧自裁)。因为曹操与荀彧之间在无论在名分上还是道义上都不构成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不存在主子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回事。曹操送空盒子的意图只是诗意地暗示,汉室已经回天无力了,你若是做定了孤臣孽子,你可以学伯夷叔齐这样的遗民,宁愿饿死也“不食魏粟”。反正“汉粟”是吃不着了。总之道义上你应该去死,当然你也可以忘记初心,苟且合作。曹操这一招真是胜过千刀万剐:你若是忠臣,你就用死来证明吧。曹操知道荀彧心中道义最重,于是就反手抡起道义的大棒,将荀彧绑架在断头台上。

但我们也不能责怪曹操的道德绑架。毕竟是先有了荀彧心中的道德法则,才有了曹操道德绑架的机会——而在这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语)的流氓时代,道德绑架也并非常常有效。你无法绑架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比如吕布之流。而朝代更替之际的贰臣叛将更是不计其数。总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荀彧的结局达成了曹操的心愿——但他不是死于曹操的他者意志,而是死于自己的头顶星空,死于汉室将顷、独木难支的血的事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语)《后汉书》里记载荀彧“饮药而卒”,《三国志》记载荀彧“以忧薨”。但只要我们明白荀彧的心迹,便知道两者并不矛盾。忧诚然有,但忧的肯定不是曹操对自己的杀心,而是汉室的倾覆,而饮药自杀也不是屈从于曹操的淫威,而是“殉纲常”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评王国维语)。

值得欣慰的是,魏国并没有将荀彧列为魏臣,虽然他为曹操做了许多暧昧的献计。曹魏曾经于青龙元年、正始四年将典韦、夏侯惇等故去的魏臣配飨于太祖庙,就是陪死去曹操在太祖庙里吃冷猪肉,以示尊崇。其间却没有荀彧。这说明曹魏政府在不承认荀彧魏臣身份的同时,也客观地尊重了荀彧作为汉臣的选择。历史上对荀彧的评价普遍较高,《后汉书》评价荀彧“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突出的是荀彧拯溺天下的仁。而最后一句“功申运改,迹疑心一”道出了荀彧身上的暧昧性和确定性的辩证统一。荀彧曾与曹操有过一些合作,这是他在行动上暧昧的一方面(“迹疑”),毕竟他没有像董承那样与曹操死磕。然而在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而理想主义只能用来殉难。所以现实主义导致了荀彧“迹”的暧昧,而理想主义则证成了荀彧“心”的坚贞。近千年后的苏轼,更是高度评价荀彧“圣人之徒也”“ 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虽然有所保留,但也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于此亦可以征人性之善,虽牿亡而不丧。”突出了荀彧的深情,可谓异代知音。

而文章开头的习凿齿(317-383,一说328-413),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汉晋春秋》已散佚,目前可见的为集佚本。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记录三国的历史时以蜀汉为正统,而不是像《三国志》一样以曹魏为正统。所谓正统,就是在缺乏统一中央政府,多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代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政权。《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是因为作者陈寿仕于晋朝,而晋朝又是脱胎于魏。以魏为正统的观点也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取。但习凿齿在那个时代掉臂独行,是因为当时大将桓温试图篡夺晋室,故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讥贬篡逆之魏晋,表彰匡复之蜀汉,以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当然,作为史学家,习凿齿不尊曹魏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历史的原因:“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靖乱之功,则孙刘鼎立。”认为曹魏并没有实现一统,只不过“暂制数州之众”。司马光以魏为正统,是认为魏实现了统一(“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为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而习凿齿不帝魏,恰恰是因为魏晋没有实现统一,也就无所谓王道,可以说老早就否定了司马光的看法。第二则是道义的理由:“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认为献帝禅让乃出于逼迫,而曹魏阴险无德,得国不正,不足以担当大统。“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从道义的角度,蜀国最为正义。即便是弱国,也可以一变而至于道。

习凿齿的“蜀汉正统论”影响了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朱熹不满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所以在《资治通鉴纲目》里继承习凿齿的观点,以蜀汉为正统。但“蜀汉正统论”最大的影响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尊刘备抑曹操,给曹操画白脸、贴大字报,同时极力美化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集团,不能不说是习凿齿“蜀汉正统论”种下的果。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同是拥刘反曹的习凿齿为什么为不帝曹魏的荀彧编了这么一个荒诞不经但又摇曳婀娜的故事,就是因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荀彧在习凿齿眼中正是这样一位不帝曹魏的孤臣孽子,不要说留香三日,便是流芳百世犹不尽然。

当然,抛开政治立场和伦理教条,荀彧的故事也确实令人荡气回肠。而习凿齿的“蜀汉正统论”虽然不采纳于官修史书,却始终以民间立场的形式生根开花,最终孕育了伟大的《三国演义》。虽然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刘少奇同志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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