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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反映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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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9 14: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邢哲夫

《我不是潘金莲》片尾马市长问道:为什么李雪莲并不在理,各级官员也没有恶意,事情却弄成这个样子?

李雪莲的诉求,有占理的地方,也有不占理的地方。但这确实不是一个法律程序和仲裁调解能够解决的问题,法庭的判决也并不违反程序正义。那么问题出在哪?正如马市长所说,“各级官员都没有恶意”,但各级官员却都缺乏基本的“善意”,缺乏最低限度的道德敏感性。我所说的“善意”并不是让官员们都做圣母,在政治正确中妥协迁就,以身饲虎。相反,官员们“善意”的缺乏,恰恰在于他们不懂得分辨李雪莲的诉求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错误的,不懂得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合理和错误做出具体的道德决断,而是抽象地把李雪莲当做一个上访户来防。

李雪莲的故事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上诉”,一个是“上访”。在“上诉”阶段,李雪莲并不占理,只是想占便宜却弄巧成拙;而在“上访”阶段,李雪莲被秦玉河骂“潘金莲”起,她开始变成“小白菜”“秦香莲”,即便说不上有理,也确实一肚子委屈。在第一阶段,李雪莲向亲戚法官王公道“行贿”并坦承了自己假离婚是为了骗房子。本来,事情或许可以就在这里解决,也犯不上后面的折腾,只要王法官说一句:“假离婚是不对的,骗房子是不对的。你要为你的欺骗行为负责。”农村人普遍不懂法,但是认理,《秋菊打官司》里秋菊告状不为补偿金,只为讨得一个说法。如果李雪莲自知理亏,那么即便是继续上诉和上访,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但是王公道并没有这样。先是嘻嘻哈哈地收了李雪莲的香油和腊肠,后来又吊儿郎当地拿钱不办事。王公道这样的人,压根就没有对李雪莲说“你这样是不对的”的觉悟和底气,他自己就浑身的“不对”。他的“不对”倒反而显得李雪莲是对的。然后李雪莲便一发不可收拾,告王公道受贿,闹老院长的宴席,拦县长的车,最后惊动了中央首长。然而首长的指示虽然伟大光辉让人肃然起敬,但却同样没有就事论事地对李雪莲事件本身给予更多伦理关怀。和抽象地把李雪莲当上访户来防一样,首长也是抽象地把李雪莲当弱势群体来服务,以此敲打各级官员不忘初心。甚至李雪莲究竟是为一个什么事情上访,首长都未必闹得清楚。

本来,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该拒绝的拒绝,该安慰的安慰,许多问题的化解也只是一句话的事。这在熟人之间自然而然,但这却没有发生在各级官员和李雪莲之间。虽然纠缠了十几年,虽然马市长还在李雪莲饭店亲自下厨,虽然几个盯梢的还在李雪莲的“订婚宴”上喝得烂醉,但各级官员都没有把自己和李雪莲当做有机共同体中的“熟人”。官员们并不关心李雪莲哪里有委屈哪里应该关心和安慰,也并不在意李雪莲哪里有错误哪里应该批评教育感化挽救。他们之间仍然是相互博弈的利益主体的关系,而不是草上之风的道德主体的关系。李雪莲假离婚,如果有官员对她说“假离婚是不对的”,或许李雪莲就不上诉了;李雪莲被骂潘金莲,如果有官员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潘金莲”,或许李雪莲就不上访了。但官员们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他们倒不是什么“因小失大”,而是脑子里缺乏道德这根弦,丢掉了讲道理的能力,把原来简简单单的伦理问题活活变成了惊动党中央的政治问题。

不管是法律途径还是信访途径,其实都是现代社会的程序正义。这是一种去道德化的基于技术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问题是一个道德判断的问题,去道德化的理性程序本来就很难对私人领域的道德问题做出裁断。当然,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李雪莲把“我不是潘金莲”的诉求推到了信访制度面前,其实也就是推到了各级官员面前。但各级官员对于私人领域的道德事件同样束手无策。与其说他们缺乏处理道德事件的能力,不如说他们压根缺乏这一向度的关怀。他们已经被整个官僚科层体制铆成了一颗没有伦理直觉的螺丝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十分推崇官僚科层体制。韦伯看来,官僚科层体制摆脱了传统社会权力生成运作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和道德主义色彩,而代之以一种高度理性的政治安排。官僚科层体制的运作不是建立在道德伦理的价值理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合理化合法化的工具理性之上。但是这样一个高度理性的官僚科层体制,却无法面对李雪莲一句“我不是潘金莲”的诉求,也没有底气去批评李雪莲假离婚不道德。相反,持禄保位、对上负责却更符合官僚科层体制的理性化逻辑。整个官僚都科层体制缺乏最低限度的价值理性和人文关怀。传统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在韦伯这样的现代法家这里也显得不够理性。各级官员丢掉了“教”“师”的身份,不能以德服人,便只能依靠冰冷的国家机器,不教而诛。

信访制度和调解制度,作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本来保留了不少前现代社会的伦理色彩,为现代法制社会保留一些弹性空间,其目标就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大加推崇的“无讼”。然而信访制度被内化为官僚科层制度的一个环节之后,它的道德性也逐渐同化于官僚科层制度的工具理性。李雪莲本来寄予厚望的信访,本来是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渠道,但它在现代社会始终是官僚体制的附庸。李雪莲通过拦车等传统方式上访,或许也是对官僚化的信访途径不抱希望。

有人戏称《我不是潘金莲》是“群众路线教育片”。其实“群众路线”的目的就是纠官僚主义之偏。而官僚主义的土壤就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官僚科层制度。“群众路线”作为政党伦理的表达,其目的就是重新唤起这一体制中各级官员的伦理感。然而面对李雪莲这样的群众,除了服务意识之外,还需要判断力和正义感,该安慰就安慰,该批评就批评。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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